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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中用想象营造调侃与严峻，并解剖“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孬舅（刘老孬）以及俺孬舅身边的种种人物，以及俺孬妗冯？大美眼到瞎鹿叔叔、小麻子和六指以及诸如刘全玉、脏人韩等等人物的心灵——如果这些人物在刘震云的想象里需要有心灵的话。整部书是对中国二十世纪末乡村文化的一次集中想象，对民族灵魂的一次集中文化总结，想想扩大了野心，刘震云试图对世纪末的人类灵魂的有一次有深度的文化探寻。但是文体的体验削弱了本来就脆弱的想象，而且这想象不必要地模仿了精神世界中的无聊。这洋洋洒洒的二百万言没有受到叙事性的限制，故意不用传统的线性或板块组合的叙事结构，乃至时空交错等等被模仿的现代派，而要搞一些立体交叉等等。在此，连他最得意的想象力都感到了无辜，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叙事、议论、抒情、书信、电传、附录以及歌谣、俚曲，难道刘震云眼里的世界的文化真的这么让人眼花缭乱吗？这是反过来在向世界诉苦吗？先把传统和现代，乡村和都市，过去和未来分得那么清，其目的却反过来，只是想把他们重新糅合。我们的作家啊，的确有点过于勤奋了。大量的排比句，看起来是对想象力的一种清算，实际上却是对它种类的一次集中阉割。
作为写作的艺术，它本身却面临处理想象力的尴尬，外观仅仅是蚂蚁一样的语言，要担负起多元素的丰富，跨时空的多结构。其实，写作可不可以不艺术呢？刘震云为什么就不想想这个问题。或许他在这一步之前，想写作可不可以不现实想得过于累了。浪漫、张扬，成为了此中想象力的折衷，一部看似大气，实则脊柱弯曲的作品就此诞生了。
第二章批判刘震云 （4）
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这个话题要从作家的境遇谈起，这毕竟是他写作所依赖的根本。刘震云1987年在《人面文学》发表《塔铺》，算是打响了自己写作生涯的第一枪。比起同时代的苏童，他算是出名得比较晚的一个，但平均而言，一个1958年出生的作家，在29岁出名，也说不上多晚，给人造成大器晚成的印象，完全是因为他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凭借《新兵连》、《一地鸡毛》、《单位》、《官场》等中短篇作品，获奖无数，迅速成为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而且自己也当上了鲁迅文学奖的评委，被人尊称大师，这与成名的时间对比，多少有些暴发的意思。
1991年发表的《一地鸡毛》被改编为电视剧，使刘震云广为人知。时隔12年，刘震云捧出了长篇小说《手机》，这是继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之后的新作。这三部长篇小说，写了十四年时间，对于一个没有浮出水面的作家而言，在今天的写作环境，花十四年时间写三部小说，无疑是自寻死路。而刘震云凭借自己的名气和退路，就真的是做到了。这三部作品出版以后命运各有不同：《故乡面和花朵》印刷了3万套，出版以后，堆在书店的书架上厚厚的一撂，就像几匹汉朝出土的砖头，把原来的贩死们都打蒙了，都说看不懂，评论家也都忽然变成了哑巴，或许他们觉得，有了一点名气的刘震云，是不是想把这些虚幻的名气抛开，重新去过一个文学青年的生活？紧接着的《一腔废话》，搭上刘震云亲自出马叫卖，并且否定那些被盖棺定论的“新现实主义”小说，说那些都不算，这《一腔废话》才是货真价实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结果好赖开机6万，读者却不买账，还是说不好看，但评论家这回反应却不一样了，终于有了出来赞誉的，似乎刘震云的写作新方向让他们看到了自己职业的希望；等到《手机》出版，因为是和冯小刚电影《手机》前后脚跨入观众视野，自然有了让刘震云本人受宠若惊得媒体效应，发行迅速突破30万册，创下了刘震云作品销售最高记录。而且书一上市，除了一些八卦传闻，几乎没有什么负面反应，读者一片叫好，评论家们也举双手争相发言，说作品有新突破。刘震云的文学版图，在21世纪商业化的气氛中迅猛扩张。
2004年1月5日，据称由几百万网友投票评出的新浪网2003年度文学奖揭晓，刘震云以《手机》荣获该奖。刘震云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想说，他将这个文学奖视为自己的荣幸，因为它是多数人评出来的，而不是少数人评出来的。而且它评的文学奖，跟其他中国文学奖的区别是，它评出了一个人，而不是十个人，这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
这就是刘震云的幽默方式，也是他的处世方式，尽管他自己认为自己小说中的幽默都是灰色的，自己却在现实生活中频频运用，或许是他感到，这灰色的方式让自己屡试不爽？
刘震云认为大学教授往往没文化，而真正有文化的人，甚至可以是大字都不识几个的民间手工艺人。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具备独立精神，历来就是一个社会的附庸，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解释别人，只知道书本上别人教给他的那些知识，而且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对还是错，他们掌握这些知识意味着自己特别有文化，但他们忽略了文化和学到知识是两回事儿。刘震云还觉得自己也是个不入流的人，即便是在大学的课堂上搞讲座，他也会在一开始非常低调，然后在过程和结束的时候稍微抬高一点姿态。说到文学，说到创作他很严肃，说到媒体说到商业，他会变得理直气壮，态度鲜明地强调自己并不是在做秀。
被《手机》闹昏了头脑的刘震云，似乎忘记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的作品展现给世人最多的，还是生活中太多的不幸和无奈，他向世人揭示世界展现给大家的面目是荒诞的。如果他想得起这些，他现在的理直气壮难道就不是荒诞的和难于自言其说的吗？能把前后十多年的刘震云一以贯之的唯一答案，在于作者自己对荒诞的确认和信仰，然后就是虚无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虚无甚至能够构成一种虔诚，而这种虔诚并非来自内心，因为内心对早已腐烂，有的只是对从旧时代的权力到新世纪的商业化浪潮的敬畏，对自身卑微的无可奈何，以及聊胜于无的攫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很明显，文学也可以教会一个人认识到现实的残酷，而刘震云只不过比他的读者明白得更早更深而已。
所以不难理解，刘震云式的幽默方式，他的低调冷漠，乃至调侃，无不从自我保护开始，然后乐此不彼。
在《手机》前后的媒体发言当中，刘震云可以把一些只有俗人关心的细节说得很圆，这个笨人老爱说的一个话就是笨鸟先飞，看来社会对他有什么疑问他已经早想到了。比如，他说先有电影《手机》，然后再有小说《手机》，那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有了好的剧本这个台阶，反而可以把小说写得更好。而且电影促进了小说的传播，甚至是由1万本到10万本的途径扩大，增加读者增加收入，为什么要装出清高的样子拒绝呢？然后反戈一击，说那些批评这样做不对的人，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连剧本都写不好，他们没有这个才华，他们只会往小说里加水。并且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举例排在前十名的中国作家，有多少人跟影视剧没有关系，以说明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作家应该尊重现实。
说完传播说作品本身，刘震云认为电影电视剧不会对自己的小说有影响，不会对自己的写作构成伤害。一个经历过虚无的作家，容易觉得写什么是无所谓的，怎么写才是关键。而刘震云却抱定自己写作《手机》的初衷是因为对“说话”这一主题感兴趣，这就是说，写什么对他而言还是很关键的，从而把自己从虚无里区分了出来。正在他边说边悄悄审视自己的言行有没有安全漏洞的时候，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一语道破真相——刘震云对手机一点兴趣都没有。想想看，电影《手机》炫耀了一大堆最新款的手机，炫耀了一大堆手机新功能，这些连大部分文学青年都自感落伍的东西，他刘震云除了感到好奇，还能认为这比自己的写作更为重要？
《手机》前后的表现，让人不禁怀疑，或许刘震云经过十四年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现在幡然醒悟，自己是浪费了十四年的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