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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正当起因，多半由于违犯条约，或直接侵犯。美国至少已经和六个国家签订了条约，除普鲁士以外，这几个国家都是海军国，因此都能对我们进行骚扰和伤害。美国和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国也有广泛的贸易关系，关于后两国，还要注意其周围情况。
美国对所有这些强国遵守国际法，对于美国的和平是有重大意义的。我觉得很明显，一个全国政府，要比十三个分散的州或三四个不同的邦联能够更完善、更正确地做到这一点。
因为一个有效的全国政府一旦成立，国内最优秀人物不仅会同意为它服务，而且也会普遍得到任命，从事政府的管理工作；因为虽然城镇或乡村或其他互相勾结的势力，可能把某些人安插在州议会的众议院或参议院，法院或行政部门，然而要介绍人们进全国政府的机关，就需要在才能和其他资格方面有更广泛的声誉，——特别是由于全国政府将有最广阔的选择范围，永远不会体验到缺乏合适人选的情形，而在某些州里这种情形却并非罕见。因此其结果是，全国政府的管理、政治计划和司法决定，都会比各州更明智、更系统、更适当，从而使其他国家更为满意，对我们自己也就更加安全。
因为在全国政府下面，条约和条约条款以及国际法经常会用一种意义去解释，并且用同样方式去执行，而在十三州或在三四个邦联里，对于同样条款和问题的判断往往不会一致；原因一方面是各独立政府所指定的法院和法官不同，另一方面是不同的地方法律和集团，可能对这些判断产生影响。制宪会议把这些问题交给一个由全国政府所指定、并且只对这个政府负责的法院来审理和裁判，其智慧是不能过于赞扬的。
因为当时的得失展望，往往会诱使一两个州的执政党越出诚实和公正的轨道；但是这些诱惑并未达到其他各州，因而对全国政府影响很小或毫无影响，所以诱惑就不会产生效果，诚实和公正也得以保全。同大不列颠签订和约的情况，大大增加了这个论断的分量。
因为即使一个州的执政党要想拒绝这些诱惑，然而，由于这些诱惑可能、而且常常是由该州的特殊情况引起的，而且可能影响许多居民，所以执政党即使愿意也不能经常阻止不公正事情的策划，或者惩罚侵略者。然而不受这些局部情况影响的全国政府，既不会受到引诱自己犯错误，也不缺乏权力或意图去阻止或惩罚别人犯错误。
所以，无论有计划的还是偶然的违反条约和国际法都会提供正当的战争理由；这些理由，在一个全国政府领导下，比在几个地位较低的政府领导下，可以少担忧一些，在这一方面，前者最有利于人民的安全。
至于由直接的非法侵犯所造成的那些正当的战争理由，我觉得同样明显的是，一个良好的全国政府在对付这类侵犯的危险方面，能比任何其他方面提供更多的保证。
因为这种侵犯往往起因于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情感用事和私心，起因于一两个州而不是整个联邦的情感用事和自私之心。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次印第安人战争是由于目前软弱无能的邦联政府的侵犯引起的；但是却有几个实例表明，印第安人战争是由于个别州的不当行为引起的，这些州不能或不愿意制止或惩罚犯罪行为，从而造成了对许多无辜居民的屠杀。
西班牙和英国的领土，同某些州接壤，而不同另一些州接壤，这就自然把争执的原因更直接地局限于接界的居民了。假若有的话，一定是接界各州被一时愤怒和短时间内感觉到的表面利益或损害所冲动，很可能用直接的侵犯挑起同这些国家的战争。再没有东西象一个全国政府那样有效地排除这种危险了，它的智慧和审慎决不会被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们的激情所削弱。
全国政府不仅提不出什么正当的战争理由，而且有更多的权力进行调停与和解。全国政府比较稳健而冷静，在这方面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要比得罪对方的州更能深谋远虑地行动。各州的自尊心，和人们的自尊心一样，自然会使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正当的，并且反对承认、改正他们的错误与过失。全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受到自尊心的影响，但是会慎重而公平地考虑和决定最适宜于使他们摆脱威胁他们的困难的方法和手段。
此外，大家知道，一个团结的强国提出的道歉、解释和赔偿，往往被认为满意而接受，如果是由一个无足轻重或弱小的州或邦联提出的话，就会被认为不满意而加以拒绝。
1685年，热那亚州得罪了路易十四之后，曾竭力去抚慰他。路易十四要他们派遣首席执政官，由四名参议员陪同到法国向他请罪，接受他的条件。他们为了和平，不得不屈从这种要求。难道路易十四能在任何时候向西班牙、大不列颠或任何其他强国提出这种要求或得到这种屈辱性的表示吗？
普布利乌斯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著
第四篇 续前篇内容
（杰伊）为《独立日报》撰写
致纽约州人民：
我在前面一篇论文中提到几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联合最能使人民得到安全，不让他们遭到由于向其他国家提出正当作战理由而引起的威胁。那些理由还说明，一个全国政府提出这种作战理由的可能性比州政府或拟议的小邦联，不仅更少，而且更容易求得和解。
但是美国人民对外来力量威胁的防御，不仅取决于他们尽量不向其他国家提出正当的作战理由，而且取决于他们使自己处于或继续处于一种不致引起敌意或侮辱的境地；因为勿需说，作战理由有正当的，也有虚构的。
事实如此，不管这是人性的多大耻辱，一般国家每当预料到战争有利可图时，总是要制造战争的。不，专制君主往往在他们的国家无利可图时，制造战争，为的只是私人打算和目的，例如渴望军事上的荣誉，报复私仇，野心，或者为了履行能加强或帮助自己家族或同党的私人盟约。这些动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只有首脑人物才会受到影响的动机，往往使他进行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非正义战争。但是，除了这些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比较普遍而且值得我们好好注意的战争动机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动机不但影响君主，也影响国家；其中有些动机在分析时会发现是起因于我们的有关状况和环境。
我们和英、法两国是渔业上的竞争者，尽管他们竭力设法用奖励本国渔业而对外国鱼类征税的办法来进行阻挠，我们还是能够以低于他们的价格将鱼类供应他们的市场。
我们和英法以及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是航海业和运输业的竞争者。如果我们认为其中有任何国家会乐于看到我们这两个行业繁荣昌盛，那就想错了，因为我们的运输业的发展不可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运输业削弱。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政策，将会限制而不是促进我们的这个行业。
在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中，我们妨碍了不止一个国家，因为这种贸易能使我们分享他们以前在某种意义上独占的利益，并且为自己提供过去往往向他们购买的商品。
我们用自己的船只扩大本国商业，决不会使在本大陆或本大陆附近拥有领土的任何国家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产品价廉物美，加上地处近邻，以及我国商人和航海者的胆识和灵巧，会使我们获得比那些领土所提供的更多的利益，这就超出了有关国家元首的愿望和政策范围。
一方面西班牙认为对我们封锁密西西比河是适当的；另一方面大不列颠则却把我们赶出圣劳伦斯河，两国都不允许位于他们与我们中间的河流成为互相来往和贸易的手段。
根据这些理由和诸如此类的理由（在符合慎重精神的条件下，还可更详细地陈述），很容易看出其他各国的人民和内阁可能逐渐感到嫉妒和不安，我们不能希望他们对我们在团结和海陆两方面的势力和影响的发展熟视无睹，处之泰然。
美国人民知道，战争的动机可能起因于这些情况，也可能起因于目前还不很明显的其他情况。他们还知道，当这种动机起作用的时机到来时，不愁没有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