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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当然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二百四十三
一九三一年，“红色”恐怖笼罩闽西地区。二月二十一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二十号通告。通告指示：“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该区先后捕获原红军一○○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社党分子”六十多人，许多人被即时枪杀。闽西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被杀者占十之八九，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委和倏补执委，被杀者占半数以上。中共中央要求采取“最严历的手段来镇压”。
这就是“主义”杀人。“红色恐怖”一点也不亚于“白色恐怖”，同志杀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敌人杀同志要高得多。
二百四十四
早在三十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不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
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里，陶行知先生的话才显出应有的分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中国。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士多而不敬，官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士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弭。”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二百四十五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人首先是“人”。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越战时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
俄国人充当了七十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二百四十六
清末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幕僚二十年，做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如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拆供张，勒馈赂，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贪污被捕，搜出家财万贯，可比昔日之和坤。该地百姓不仅没有载歌载舞，呜锣放炮，反倒如丧考妣，有大祸临头之感。怪哉，水蛭吸人血也要将其拍死，此官员之害千百倍于水蛭，人们为何恋恋不舍？也是一老吏说出了真相：当地人好不容易养肥了这名官员，他在腹便便，进一步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现在重新派来一饥肠辘辘者，又将像蝗虫一样吃个鸡犬不留。两相比较取其轻，当然要怀念事败的官员啦！
二百四十七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各报馆不得刊登有关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特务头子出主意让昆明三家影院赠送五月三日、四日各场电影票两千八百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同学们把电影票取回，转让给难得看上电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语来。我佩服特务的聪明，釜底抽薪，笑里藏刀，抓住了青年学生爱看电影的心理，在关键时刻体现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我更佩服学生的聪明，电影票不领白不领，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好一招借花献佛，倒是让政府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二百四十八
李远哲如是评价台湾的教育状况：就算是请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到台湾参加联考，也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
大陆亦如是也。
二百四十九
顾炎武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
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里可以找到，后者的代表在上海的里弄里可以找到。近年来，关于南人与北人孰优孰劣的争论又狼烟四起，殊不知顾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异而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二百五十
一位在太行山深处担任中学教师的朋友向我讲述山区小学条件的艰苦。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到过因开过某次中央全会闻名的西柏坡，那里的小学校被誉为“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据说现有有了改观，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几所漂漂亮亮的楼房。但是，基础教育靠“希望”来维持，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二百五十一
殷海光剖析中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这个国家只有奴隶的自由——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然消灭而无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注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驰，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日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奴隶的自由只能靠时势来获得，好比农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爷来获得，风调雨顺能果腹充饥，早涝交加则只能啃观音土。我认为，一八九四—一九二七年是东方专制主义全面失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幸福地享用了奴隶的自由。我羡慕梁启超、陈独秀那几代人。他们利用奴隶的自由求得了人的自由，尽管那是昙花一现的自由。
二百五十二
常常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倒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顾随《苦水诗话》，心中大惊。顾随认为人的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第三等人终日生活于苦痛烦恼中，整个被这洪流所淹没。
我想，鲁迅该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绝望，烦恼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徐志摩该是第二等人，逃到爱情中，逃到天空中，谁知道他微笑后面的悲苦呢？朱湘该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烦恼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图质本洁还洁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二百五十三
某学者游弋学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忧苦。一日，闲翻《论语》，读到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处时，眼睛为之一亮：此处的“肉”究竟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以前学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好大一块处女地被我发现了！
于是，这位“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揭开千古疑案，乃读书万卷，行路万里。遍览古书，经史子集，烂熟于胸；远赴曲阜，行遍齐鲁，沿孔子游学旧路来一次“新长征”。最后，终于写出一部百万言的专著，论证出孔子所说的“肉”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因为当时齐鲁产羊不产猪。引用材料千条、古书百部，且融入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于是，此巨著轰动学界，海内外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号称新《日知录》、新《管锥编》。
学者名声鹊起，乃脱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