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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算拥有一个“家”了。
二百三十一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二百三十二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二百三十三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二百三十四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
二百三十五
晋赵至年十二，与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曰：“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早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曰：“自伤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古人确实比现代人高尚得多。赵至之孝，岂是今天的小皇帝们所能比拟的？两种思路：孽子会反问：“爸妈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不给我选择的权利？”孝子则说：“恨不得割块肉煮给父母大小吃。”
孝与不孝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书与权力的关系。书是砖头，搭成通向权力的桥梁。“遇”是梦想，遇到了伯乐便可鸡犬升天。我们难道该全盘认同这样的知识传统吗？——就好像明明知道妓女有爱滋病，也要义无反顾地与她性交？
便是我也要焚书了。
二百三十六
殷海光说，“虽然，梁启超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对我说，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多年后，我们却还只有鲁迅可谈，这是我们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擞呢？我摇摇头。
二百三十七
东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册为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大纲》。在出版说明中说：“原书中的个别观点、提法，不尽恰当。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遗教’，所论有失公允，故删去，其它一切依旧。”
我最痛恨妄自充当法官的编辑。编辑就是编辑，法官就是法官，编辑充当法官，要坏大事的。你有什么权力下别人的论断“不公允”的论断？你这论断难道就公允吗？即使你认为作者的论断不公允，你也该保持原样，让读者自己来判断。不管三七二二一，挥刀阉割别人的思想，这种卑劣行为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我有许多朋友在当编辑，我深知编辑的若衷。但面对上面两句似乎自以为是的“说明”，我依然怒火万丈。我批评的目标，不是编辑“这一个”，而是阉割自我和阉割他人的文化行为，以及迫使文化人这样做的意识形态的无形之力量。
二百三十八
河北省清河县武家村人根据《阳谷县志》和明代修立的《武氏家谱》记载，认为武大郎其实是个身材魁伟、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潘金莲则是位贤妻良母，两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还生下四个儿子。他们提出“还武大郎、潘金莲真面目”的口号。
这则消息堂堂正正地登在一家层次颇高的报纸上，我很是为武大郎的后代们惋惜，可惜施耐庵与兰陵笑笑生早就死了，否则告他们一个“诽谤罪”，一定是一笔飞来的横财。此武大郎与彼武大郎、此潘金莲与彼潘金莲必须像镜子与镜中人一样，要么你别写！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说过，“面对文学，我感到惭愧万分。”而武家村的人们则深信：文学面对我们考据出来的真理，将惭愧万分。
二百三十九
《读书》日益形成一种文体，一种让普通人不读书的文体。著名或不著名的学者们，玩弄一串串的专业术语，犹如千手观音一般，让人眼花缭乱。其间时不时还夹一些外语单词。美国人爱吃汉堡，面包中间夹上牛肉和蔬菜，跟中国馅饼一样，确实很好吃。但在中文中间夹外文，却做不成汉堡或馅饼。
鲁迅在《作文秘诀》中写道：“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朦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候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半个世纪以后，有没有什么进化呢？
现在，由“古气”摇身一变而成“洋气”——一个个俨然是中国的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了。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戏法，不过是马戏与猴戏的差别罢了。奉劝青年朋友，不要看花了眼，看软了膝盖。我们的见解，不知比这些“学者”要高明多少！
二百四十
民谣：新干部在腐化，老干部等火化，农民离村自由化，工人阶级苦菜花。
北京是对“外来人口”管理最严厉的地方，农民兄弟想到这里来“自由化”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而经济学家发明的、用来拯救某些国营大企业的“股份制”，却强迫工人缴纳上万元来入股——他们的月收入仅有数百元，否则你就算是“自动离职”，甚至连“下岗”的待遇都没有。于是，“领导阶级”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二百四十一
梁泰辰《北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曰：“吾与汝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恂恂为善人，不犹胜汝之终身为盗乎！”携其箧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
庄子早就说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强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个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身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文忠公、文正公，戴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水浒传》还要糟糕得多。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道，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物洗劫一番，而官员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出一个大贪污犯来。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一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处哪个贪官不落入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败问题呢！
二百四十二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入“反动文章”之列。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触目惊心之感，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章”所说的去做，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二十世纪的史书了。适之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倏，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