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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一百四十九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的六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一百五十
索尔仁尼琴九十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反而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的人民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一百五十一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性大发，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西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一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语》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一百五十二
体育迷。
体育迷与体育无关。体育迷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上了恶性的自我强迫症，把自己的喜怒衰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体育项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育迷的厚爱？为了百万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里，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色。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一百五十三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内心空虚“雌雄同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官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打气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高几分身份。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水，滴到一幅画好的山水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在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戟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一百五十四
专家。
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宇、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一百五十五
苏曼殊作画。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了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的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一百五十六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一百五十七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曰：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溟写了一封长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说，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俨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一百五十八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一九一六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