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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一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老照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段文字的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一百三十二
一元论是民主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民主应当如此：一、民主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保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独立于行政权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独立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它渗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在天人合一的国度，民主是海市蜃楼。
一百三十三
在一个日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落；片刻的欢悦，并不能根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一百三十四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国家”无足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了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了真理——他们的国家，是“不义”的国家。
斯宾诺莎说：“国家的目的确实应该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中国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子便两腿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中国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说不，这足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
一百三十五
中国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熟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
一百三十六
我听到鸽子翅膀扑打空气的干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一百三十七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抽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一百三十八
时间。
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现在提水的人是我。
一百三十九
欺骗是爱情的本质，当罗密欧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
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一百四十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国家权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性与独立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入皇帝宫廷者，非矫矫之强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谄媚寡耻之辈。政府事务为社会最下流人所操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八九零～一九四二年中国华北农村》一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中国农村世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主席、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一百四十一
宣传。
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一百四十二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一百四十三
无聊。
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一百四十四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钏，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一百四十五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迎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门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让我们骄傲。
一百四十六
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一百四十七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费正清这样看待北京：“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地构成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北京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北京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及绵长的围墙和围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雨金、大厦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城市设施的目的是让人们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人”比“象征”重要。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黄金地带，“瓜皮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交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吞没了实体，过去吞没了现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巨大的花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然而，全市的花坛加起来，耗费的资金则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在伟大的首都，我有过整整走完三条漫长的街道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长队队等待“更衣”的经历。金字塔顶端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激起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性的差异。
一百四十八
争论。
说中国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争论的空气还是挺浓厚的：一首古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干年，出版若干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