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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妨害公务”、“叛乱” １９７１～１９８１
陈鼓应 台湾大学学运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被捕
王晓波 台湾大学学运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被捕
施明德 “美丽岛”事件 无期徒刑
王拓 “美丽岛”事件 １９１９～１９８４
杨青矗 “美丽岛”事件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被囚禁、被刑罚、被杀戮的知识分子无法计数。从一九四八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杀害的岛内精英到八十年代中期震惊世界的江南凶杀案，都可窥见蒋氏政权的惨无人道。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迷园》里，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知识分子“父亲”的形象，他既有西方开明的思想，又有着传统熏陶下的美德，他曾热情澎湃地迎接光复。但经历了“二·二八”的灾难后，被“戮心”的极权制度变成了“废物”，困居园中，以摄影消磨时光。《迷园》中的“父亲”，是悲情台湾的象征。
《自由中国》杂志事件是台湾知识分子头撞石门的第一次尝试。《自由中国》原为胡适创办，后由雷震、殷海光接手，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与当局的矛盾激化。一九五四年刊载《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揭露当局“假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呼吁“不能让青年在受教育阶段就使他们对于民主制度有了全然歪曲的认识”。蒋介石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开除雷震国民党党籍。一九五七年，《自由中国》公开反对国民党“法统”，反对蒋连任第三任总统（这一年大陆正是“反右”运动）。一九六零年春，雷震联合岛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者，准备成立新党。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以“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的捏造罪名扑灭了襁褓之中的“中国民主党”。
六十年代初，李敖以“二十世纪的李卓吾”的形象震惊全岛。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的影响，针对传统伦理及以传统伦理幌子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主动出击。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在传统的阴影下接受了旧式的葬礼。而李敖在父亲的葬礼上用“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来表达他最深的爱，独自一个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盘西化论”，他是继鲁迅以来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千秋评论》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全都是“诛心之论”，鞭打在其七寸之处。
李敖力图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把胡适比作具有远见的、好唱反调的乌鸦、称赞胡适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同时，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他认为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与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学，不如在台湾这块文化沙漠上打几口井。
《文星》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勇敢的李敖不顾中国文坛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学与朝、野的显贵名流，如：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刘哲、钱穆、唐君毅、萨孟武、谢扶雅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像流水一样开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这一点：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虽然被捕，但他惊醒了整整一个台湾青年，把独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说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么陈映真则是文学界的星辰。陈映真由个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内省走向社会文化结构的批判，“异端·乌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运具有“孤独的义人”的悲剧色彩。在压抑机制下，“写作”成为他探讨人生、人性、生死、灵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实现、奴役与自由等“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方式，写作成为他表现苦难、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的象征。
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中，尊敬地称陈映真是一个“身在孤岛，心怀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台湾的忧郁》中，借用惠特曼的诗将他比作“孤独的橡树”。陈映真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处在被禁止和被镇压的地位。特务机构里有专门搜集、分析他的言论的专业思想侦探。被捕之后，他才发现审讯官前关于他的材料已堆积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权运动席卷台湾。在这最黑暗的夜半，知识界并没有保持沉默。一九六八年，柏杨主持的《文季》杂志发表漫画“大力水手”，辛辣讽刺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结果被捕。开始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十年，柏杨在狱中写出了巨著《白话资治通鉴》。一九七一年十月，台湾大学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学运序幕。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学运思想领袖陈鼓应、王晓波被捕。次日，台大学生郭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持刀自刎，血荐轩辕。
七十年代初，台湾岛内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成为那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的，是席卷台港及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经过保钓运动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到风云激荡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一九七九年，高雄爆发“美丽岛事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美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一百五十二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十四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十二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逵、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若曦、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惘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八十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者》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大拓的《牛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山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陈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心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