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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到的。”
知识分子不参加改革，缘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他们太迷恋于真理和“新启示”，不屑于零星的改革活动。“即使帝俄没有采取检查和处罚等愚蠢手段，知识分子骨子里也不可能在帝国政权的指导和鼓励下参加创造性活动。于是他们索性对种种改革的努力袖手旁观。”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改革，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国家倒是强大起来了，但制度的核心却是极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一片拨不去的乌云，这片乌云甚至越来越厚，“新沙皇”斯大林的可怕就超过了老沙皇千百倍。暴行无须再描述了，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中就能感受到：“恐惧和缪斯轮流／在失宠的诗人家中值日／夜来了／何时黎明它不知。”
暴政是夜，民主是昼。但旧俄知识分子向来不太重视民主的意义，这也跟旧俄的传统有关。旧俄信仰那些最有终极性的理想，如绝对的善、最后的真理等等。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因此，中间性的、过渡性的、用以制衡恶的、承认人的局限的“民主”，在旧俄知识分子眼里变得非常次要了。他们不理解，民主虽然仅仅是一种不太坏的生活方式，它本身也有太多的弊端，但与独裁相比，它毕竟是一大进步。参与民主的进程，比起袖手旁观来，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呢？
袖手旁观一阵就要卷起袖子来放火了。孤芳自赏，和外界隔断，一心等待通过社会革命来一次剧烈的彻底的大变革的知识分子，逐渐对“守株待兔”感到绝望。为了坚持最终目标，他们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和温和改革，拒绝参加当时正在逐步形成的公民社会。拉尔夫的的分析是准确的：“既不能接受任何不按他们条件进行的改革，他们便采取不妥协的反对态度。这是知识分子深刻的本性使然。”
当民主被悬置起来以后，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便泛滥起来，异化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分恨强烈而冷酷无情。这种仇恨超过了法国大革命的仇恨。不管社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除非专制独裁彻底垮台，他们不会甘心罢休。加缪写过一部重要的剧本《正义者》，主人公正是一群从事暗杀活动的旧俄青年知识分子。悲壮的献身精神是否能维系事业的正义性？这是加缪所怀疑的。拉伊夫发现了这个悬崖：“从这个方面看来，不是激进知识分子的行动而是他们的思想带有极权主义色彩。”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党成员暗杀。那声枪响已然预示着旧俄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下，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只是星星之火，列宁主义还未成形。就像君主独裁由于它在专制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改变，激进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注定一成不变。这样，一面是独裁的沙皇，一面是激进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俄国社会对立的两极。这两极都不接受民主。于是，悲剧便诞生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的时候，再想挣扎已经迟了。革命首先毁灭了便是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的生存依赖民民主制的保障。诗人曼德尔塔姆这样描述当代的生活：“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地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着人。社会的建筑是以人的规模为度量的。有时，它也会与人相敌对，用人的屈辱和渺小来滋养它的伟大。”斯大林消灭了托尔斯泰，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灾难。
民主的困局一直延宕到二十世纪末，苏维埃联盟的解体，也是“两极对立”的思维的解体。新俄罗斯开始的民主尝试是艰难的，要把为“真理”而奋斗的传统扭转到为“民主”而奋斗上来，不是立竿见影就能办到的事。在新俄罗斯，拉伊夫所赞赏的“有根”的专业知识分子渐成气候。“在白银时代”，这类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帮助公民社会产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价值、原则与实践经验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藉以引导它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而今天，这一切似乎又成了可能。
专业知识分子与民主互为因果。公民社会越成熟，专业知识分子就越活跃。拉伊夫所列举的“白银时代”的专业知识分子，如：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化学师、律师、医生、教师等，还包括一九零零年前后出现的职业艺术家、作家、“思想家”——他们忠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除了本行之外，在社会上不担任任何角色，并靠出售作品过活。他们最终未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原因在于：没有作为目标的民主来让他们追求，也没有作为制度的民主来保护他们，只好听任激进分子主宰了，民主，既能保全君主本身，也能保全知识分子。可惜，知识分子和君主都对它视而不见。民主，像一块磁石，能将两极之物吸到一起来，可惜，旧俄没有这块磁铁。
如果把金字塔看作是专制体制，那么哥特式建筑则可看作民主体制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使我们迷恋的不是一座新的社会金字塔，而是社会的哥特式建筑；重心和力量的自由游戏，人类社会被想象为一座复杂、浓密的建筑森林，在那儿，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个性化的，每一部分都与巨大的整体相呼应。”
二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这块土地的美丽与苦难成正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里，像微量元素一样的台湾知识分子，一面抗议、反叛、揭露异族残酷的统治，一面对本民族腐朽麻木的精神痼疾痛加针砭；一面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中盗来民主和科学的火种。一面加强保护着遭受摧残的传统文化。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分裂时期，台湾知识分子更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自觉地肩负起尚未完成的启蒙使命，为了自由，像杜鹃啼血般呐喊；为了爱，像耶稣一样登上十字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时至今日，一个“开放社会”，已初步形成，国民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权力的制衡正在整合，新闻出版全面放开，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领袖人物的开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几代知识分子以身相殒、前仆后继的奋斗。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与现行体制抗衡，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积极地、坚韧地反抗极权制度。正如加缪所说，“在这不可敬的历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于人的尊严。”民主在台湾的开花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如经济的腾飞、教育的进步、信息的传播和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他们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播下种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终于诞生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上究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脱离于现实也脱离于历史，从而被排斥于风驰电掣的社会进程之外；那么台湾知识分子则是“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家事国事天下事”，敏锐地为时代把脉，当仁不让地给孤岛开出药方，从而成为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重走几代台湾知识分子的肉身和精神之旅，寻觅那些杰出的代表人物的足迹和屐痕，对我而言，充满的诱惑力。因为，这是解开我自己心中一团乱麻的最好办法，也是我从黑暗的迷宫般的隧道里突围的最佳方式。为何不试一试呢？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颁布“戒严令”，严酷控制岛内人民，在台形成“大屠杀大恐怖”的局面。尤其注重对舆论的监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须送警备司令部备查。在三十多年的“勘乱”时期里，台湾知识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压制、折磨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有过入狱的经历，如下表所列：
知识分子姓名 被捕原因 入狱时间
杨逵 二·二八事件中起草“和平宣言” １９４９～１９６１
雷震 办《自由中国》杂志、“掩护匪谍”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陈映真 参与“民主台湾同盟” 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柏杨 “大力水手”事件（《文季》事件） １９６８～１９７８
李敖 “妨害公务”、“叛乱” １９７１～１９８１
陈鼓应 台湾大学学运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