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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说，鲁讯“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讯“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这就注定了他死后也休想获得安宁。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中国称作“隐土王国”。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光荣的孤立”。维护这种“光荣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帝王中，明君实在少得可怜。退一万步说，即便称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皇帝不是婴儿就是老朽，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治国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来评判他们是毫无意义的。
东汉的十四任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其他的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充数。其中有四个皇帝即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十岁的生日。据柏杨《中国人史纲》统计，东汉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十八岁；刘肇，十岁；刘隆，三个月；刘祜，十三岁；刘懿，八个月；刘保，十一岁；刘炳，两岁；刘缵，八岁；刘志，十五岁；刘宏，十三岁；刘辩，十七岁；刘协，九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十八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百分之九十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三个月或八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
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根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杜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僵卧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戚的辉煌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事。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八十多岁。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事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坤的私家花园。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坤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兵粮饷甚至军事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坤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二十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于全国国库十二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坤，清算其财产，有“倒了和坤，饱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四十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宜遽引年。泷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怜”。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十二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然后，“友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玷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谥号、撤出贤良祠、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实证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惊胆颤。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开张最多的是卡拉OK厅。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的腾飞，老城轰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城郊延伸着。街道上，建筑材料还没有收拾干净，两边鳞次栉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了。
“天外天”、“楼外楼”、“小瀛州”、“芳草地”、“红太阳”、“凤凰台”……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标示着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当街的铺面是餐馆，OK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地毯、墙纸、吊灯、音像设备、沙发、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当跑调的歌声传出门外，传到街道上时，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的可怜人。
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他们凭着智慧与机遇，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终于到达彼岸。在中国，此岸是烦恼人生：挤公共汽车、啃大白菜、睡亭子间、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彼岸则是快乐人生：坐豪华轿车、吃飞禽走兽、住广厦别墅、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卡拉OK厅，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厅。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舌间的美酒，杯里的女人，是辛劳了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们太累了，官场、商场、战场三位一体，在明枪暗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女人们也在战斗着。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等待着客人的召唤。在这四季都开着空调的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温度，永远是盛夏的打扮，背带裙、小背心、牛仔短裤、水晶凉高跟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面积——肩、背、腰、肚脐和大腿，捕捉着黑暗中窥探的眼光。狩猎的是被窥视者，被狩猎的是窥视者，这里执行着另一套逻辑。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了鲜艳的口红，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容，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她们翘着“二郎腿”。让大腿更加修长，让裙子显得更短。她们涂着指甲油的手指夹着燃烧的香烟，香烟越燃越短，正如她们的青春。她们却浑然不觉。
这时，肥大的身躯的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成绩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也不愿留在家里受窝囊气。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最能赚钱的行当。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干不了农活，受不了穷，跑到城市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