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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流亡者
一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克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持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超越“进步／反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克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皇军的贵妇人。十三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如果对贵妇人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诗人说：“我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庇尔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平静地说：“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流亡，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不信，除了自由与独立。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上“叛徒”的恶名。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有勇气对抗任何强大的政权，在极端的孤独中消解命运的残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忆者、写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敌人。
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统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惧。在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我唯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书被宪兵毁掉，警察总监告诉她：“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合适……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斯塔尔夫人便戴着这样的“高帽子”开始了她遍及欧洲大陆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国之时，“驿马每前进一步就给我增添一分苦痛，当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好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差事，禁不住哭了起来。”以后，她逐渐对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对拿破仑主动表示的和解也不屑一顾。拿破仑悻悻地说，任何人在和斯塔尔夫人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法就差了一大截。占领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却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这对他来说多少是一种讽刺。
“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勃兰克斯的这一结论意昧深长，他个人的隐痛亦浓缩其中。丹麦的教会与政府十分讨厌这名“不信神的犹太人”，他们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一八七七年，勃兰克斯不得不移居柏林，开始了六年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果，敌人弄巧成拙，将自身置于更加不安的境况中，勃兰兑斯的影响力比他在国内时更大了。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失掉他的任何文化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使我们的俄罗斯语／烙印在孩他皱褶的小脸上／我们的字母／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屹立在未来。”这是一九八七年诺贝尔奖得主、被驱逐出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布罗茨基痛楚的诗句。如果说法国的流亡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热情浪漫的情怀与放荡张扬的个性，那么俄国的流亡者则以他们广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们坚韧的神经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到楼高车挤的美国，都有俄国流亡者的踪迹。几代俄罗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皇时代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布宁、阿·托尔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辛尼亚夫斯基、艾克萧洛夫。有的作家虽然没有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这中间，既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他用自杀来宣布流亡），也有遭贬斥的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