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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海辰，我想让彭湛来；同样是为了海辰，我想让彭湛走。可是，怎么让？下过几次决心，话都到了嘴边，说不出来。好几次，看到海辰又和他爸爸一起窝在电视机前，晚会、广告、电视剧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道理怎能敌得过榜样？ ），看到他小油条似的在我和他爸爸的不协调中左右逢源、渔翁得利的时候，看到我们家以前的生活秩序、我自认为是健康规律的生活秩序已然遭到了致命摧毁的时候，便反复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学好十年，学坏三天，海辰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最后，我做出了决定，他留下，我们走。
那天晚上，海辰睡了后，我对彭湛说我得带海辰回家一趟，我母亲想海辰了；他走的时候把门锁好就可以了，钥匙给对门邻居；还告诉了他饭票在哪里饭盒在哪里食堂几点钟开饭等等。
半个月后我带海辰回京的时候彭湛已经走了，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将屋子恢复到了他没来之前的水平。晚上，看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家，心里头像水洗过般的清亮。上床后，照例要和海辰聊一会儿天儿，这种聊天通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琐碎拉杂想哪说哪，这一次我们聊的内容却比较重大，是关于他的父亲。
“海辰，想不想爸爸？”
他叹了口气，若有所思：“他老是喝酒，睡觉，看电视，什么忙都帮不上。”
“那干脆和他离婚算了。”
“那他还是我的爸爸吗？”
“那当然啦！”
他没马上回答，我等待着。他终于开口了，说的是：“算了吧。凑合着吧。”
我的心沉了沉，但是再也没说什么。我必须耐心等待，等到海辰能够接受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他和小吕。爱情决不比亲情更高尚更神圣，这二者起码应当是平等。加上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的承受力远远大于孩子，所以在这件事上，不管愿不愿意，我们，我、彭湛和小吕，都得以海辰的感受为主。
第五部分
母亲病了。
那一段我正好在家。确切地说，是在军区通信总站代职，半年。总站离我们家乘车二十分钟的路，领导做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让我能够兼顾孩子。我通常是早出晚归，当部队有什么重要事儿时，就不归，晚上海辰由小英带着。五月下旬，母亲感到右腿膝部疼痛，后来就开始肿。去医院挂专家门诊，说是类风湿，开了些有关类风湿的药回来；母亲和我们都想，要是类风湿就不算什么了，慢性病，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只是腿疼得蹊跷，越来越疼，皮儿都疼，不能挨，手一挨就疼。六月下旬，母亲开始发烧，低烧，伴有咳嗽，但是没有任何人想到把它和腿疼联系到一起，都以为是感冒。正好之前海辰感冒过一次，就想当然认为是海辰传染了姥姥，就拿些感冒药来吃，却总也不好，烧依然是低烧，咳嗽重了，喘，呼吸困难。好不容易说服母亲去医院——母亲最不愿去医院——透视没发现问题，于是坚信就是感冒，可能由于是热伤风，不易好。当时我正在通信总站参加长话连的一次全军业务考核，那些天晚上就住在连里，我不在的日子，夜里小英由楼下搬到楼上陪着海辰，于是楼下就剩下了母亲。妹妹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回家去住了，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家。
母亲盘腿端坐床上，两手支撑在身体两侧，几天不见，脸都有些肿了。问母亲怎么回事，说是喘不上气来，憋的，夜里睡不好。拉过母亲的手来，发现由于用力支撑身体，手背关节都被凉席磨出了一层黄色硬皮。后来，后来的后来了，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妹妹告诉我，那些天母亲夜里憋得躺不下，就一直那样坐着，妹妹几次说要把我叫回来，母亲不让，说我这次是带着任务回来的，压力大，“你姐姐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我能帮帮她就尽量帮帮她。”
在我的动员下、也是母亲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又去了医院。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检查结果是，中心型肺癌，三十四厘米大，并已向纵膈转移。
母亲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天。
那四十天是那一年里最热的四十天，我们姊妹六个全部地、全力以赴地扑了上去。
听说北京海军有位抗癌明星也是肺癌，从发病到现在已活了二十年，我们千方百计将电话打了去。那人说，他刚诊断出肺癌时就已是晚期，决定手术，打开胸腔后发现，已多处转移，医生什么都没做，又把胸腔关上了。后来他靠化疗，靠积极的生活态度，坚持到了今天，现在，肿瘤的原发灶都已钙化。这消息给了我们巨大鼓舞；妹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广告说有种膏药能治肺癌，五百元一贴，两贴见效，不假思索就将一千元钱寄了过去；妹妹家离医院较近就成了我们给母亲做饭的据点，妹妹家的煤气灶由于不停地炒啊，烧啊，炖啊，煮啊，加上天热，灶台的塑料开关都热熔掉了；病房里没有空调，我们轮班昼夜给母亲扇扇子，到扇扇子也无济于事时，就想法给母亲的病房里装上了空调。按说这是不允许的，但为了母亲事先我们已经打通了所有的关节，从院领导到科领导到医生护士长到护士，我们全都拜访过了关照到了。医生护士们劝我们说你们这样不行，一下子全“烀”上来不行，得做个长期安排，轮流来，否则这样下去，你们受不了。我们一一答应着，但是谁也不肯轮流来，每个人都是天天来，哪怕没什么事做，只要能跟母亲待在一起。母亲睡了，我们就静静地坐着，等她醒来，有时便会把手放在她的脚上，轻轻摩挲。从前至少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从前我特别不愿意过分地跟母亲亲昵。
有一段时间母亲很好，呼吸顺畅了，腿也消了肿，不疼了。是在刚做了两次化疗的时候，正作用开始显现副作用还没出来的时候。那天中午我值班，海辰放在了妹妹家里，吃过饭后我有些困了，我说妈妈你困吗？母亲说我不困，你要困你就睡会儿。看得出母亲不想睡想说说话，我就说我也不困。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中间有一人来看母亲，母亲不耐烦她的打断就半闭上眼睛做疲惫状令那人很快离开，然后又跟我聊，兴致勃勃。在窗式空调机习习的凉风中，母亲用一种在愉快中回忆不快时的口吻说：“本来以为这条腿好不了了，都僵了；又想，好不了，就锯掉，我有六个闺女呢，不怕！……以后，一年是得来医院几次，输输液。”母亲最终不知道自己患了癌，告诉她是肺炎，这是我们姊妹六个的决定，主要是考虑到母亲心脏不好。至今我为此后悔。母亲聪明坚强，她有权利有能力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我曾力主她去北京，她不去，可是，倘若她知道了真实病情，会不会去呢？做化疗也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一切都在欺骗中进行。最终正是化疗的副作用导致了她生命力衰竭。那次母亲同我还谈到了钱，显然她的头脑始终清醒，那些日子钱在我们手里都不是钱了，只要是母亲需要，花！流水一般。母亲心里都清楚，精力稍微好一些，她就要开始安排了。她说：“把你的钱取出一半来，”我一向在母亲那里放有存折的。“把她们垫的钱都还给她们，报销之前，由咱们俩先垫支，解放一大片。”并显然地对空调也认可了，以前要给她安她一直不让，嫌用空调室内空气不好。“要安就安楼上吧，安楼下影响窗外的铁棂子。”我说要安就安分体式，分体式不会影响铁棂子，安那种一拖二的，客厅、母亲卧室各一。我说这些话时母亲眼里一直微微含笑，我说完后她没说话，默许。跟母亲说这些事时我是真诚的，投入的，同母亲一样兴致勃勃的。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在坚信奇迹，期待奇迹。
母亲很快就进入了衰竭阶段，衰竭到后来都感觉不到癌肿的疼痛了。
由于海辰还小，去医院照顾母亲的事情就多由姐妹们分担了，我每天除了去医院看母亲，大部分时间仍得同海辰一起。那一段恰逢八一建军节，干休所给老干部们分东西，有子女的由子女往家里运，没子女的由干休所的战士帮着运，到处是喜气洋洋的热闹忙碌。父亲母亲在这个干休所里口碑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