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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把手稿给朋友看，并组织小型朗诵会。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小说苍白，低于我的能力，当我知道这些反而高兴地笑起来，仿佛这些咒骂与谴责是一种表扬。”
1952年秋天，他因心肌梗塞住院。在死亡线上挣扎时，他似乎进一步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他在病床写给朋友的信说：“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了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1955年《日瓦戈医生》接近尾声，鲍里斯写道：“我近些年的生活如此充实、洁净，沉浸在我所热爱的作品中，对我来说，它是灵魂上几乎持续不断的节日。我很满足，我为它而幸福，而小说就是这幸福的发泄与表达。”
《日瓦戈医生》二十五首诗中的一半，于1954年春在文学刊物《旗》上发表，余下那些与宗教有关的，在他生前未能在苏联问世。然而手稿却广为传抄，被人们牢记在心。
1956年9月，《新世界》杂志正式拒绝出版《日瓦戈医生》，由主编和其他几个编委签署的退稿信否定其价值。而在此之前，一家意大利出版社驻莫斯科的代理人得到一份手稿，带回意大利。原定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首先在国内出版，却一再拖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问世，接着又出版俄文版，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短时间内遍及全世界。
1958年10月，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个电报：“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奇，惭愧。”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我无比幸福，但您要知道，从此我就会变成孤家寡人，这是一个新的角色——孤独者的角色，我好像生来就该如此。”
他立即遭到官方发动的围攻。报刊上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为此专门开会。鲍里斯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参加，写了个发言提纲。他说，他不指望得到公平对待，但请大家记住，将来迟早还得为他平反。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事先就原谅了你们。”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官方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到他的别墅去示威游行，但遭到大部分学生的抵制。他和一个住在附近的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楚瓦士诗人艾基（Gennady Aygi）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鼓励下，艾基开始改用俄文写作。由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艾基被踢出高尔基文学院。
更进一步的压力是驱除出境，那等于流亡，鲍里斯不得不放弃诺贝尔奖，写信给赫鲁晓夫，请求不要强迫让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由于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干预才罢休。与此同时，他每天从国外收到大量读者的信件，以及朗诵和演讲的邀请，其中包括加缪、T．S．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等国际知名作家。他们借各种形式表示自己的同情和支持。
风暴渐渐平息下来，鲍里斯重新回到自己的写作中去。1959年1月，他完成最后一本诗集《天晴时》中的最后一首。他在诗集卷首引用了普鲁斯特的格言：“一本书是个大墓地，其中你不再会读到大多数墓碑上被湮灭的名字。”
1959年夏天，他开始写剧本《盲美人》。1960年初，他开始感到背痛，后来发现这是肺癌的症状。
十二
1960年年初，奥尔嘉最后一次来看望帕斯捷尔纳克，她第二天就要回巴黎了。帕斯捷尔纳克让她早点儿来，在午饭前。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奥尔嘉到的时候，他刚散步回来，带奥尔嘉来到他的书房。从房子深处传来欢快的回声，显然他的家人正聚在一起。书房在二楼，很大，只有一张靠窗的写字台，几把椅子和一个沙发。窗外的雪原在闪耀。浅灰色的木墙上钉着许多明信片，大都来自国外。其中不少带有宗教色彩，显然与《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有关。
大概由于早晨的散步，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身穿一件海军蓝运动衫，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阳光穿过窗户，好似春天。奥尔嘉隔桌而坐，她希望时间慢下来，但三四个小时一晃而过，午饭的时间到了。当他们下楼来到餐厅，家人已经坐定。“他们像不像一张印象派的画，”帕斯捷尔纳克说，“在背景中的天竺葵和午后的光线中？简直就像一张古劳明（ArmandGuillaumin，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
帕斯捷尔纳克进入餐厅时，家人都站起来。其中有他的妻子季娜伊达，他们的小儿子、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兰亚，还有他的弟弟弟媳，以及季娜伊达的前夫钢琴家奈高兹。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及肖邦的权威，李赫特是他最有名的学生之一。他蓄着老派的白色唇须，虽说上了岁数，但很迷人。
奥尔嘉坐在帕斯捷尔纳克右边，他夫人坐在他左边。白色的亚麻桌布上绣着红色十字，花瓶里插着一束含羞草。桌上摆着水果、鱼子酱、腌咸鱼和蔬菜色拉。帕斯捷尔纳克给大家斟上伏特加，还有一种通常在乡下喝的自酿啤酒。季娜伊达说，由于发酵，啤酒塞有时会在夜里进出来，像枪声，把大家吵醒。
话题的中心先是海明威。他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一本新选集刚在莫斯科出版。
季娜伊达和弟媳认为海明威很单调——无穷无尽地酗酒，很少有什么事发生在主角身上。帕斯捷尔纳克沉默片刻，开始为海明威辩护：“一个作家的伟大和主题无关，只和主题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作者有关。这种风格浓度的结果，要把这浓度计算在内。而你们感觉海明威的风格是铁的、木头的……”他用手在木头桌面上给他的话加上标点符号，“我钦佩海明威，但我更喜欢我所熟悉的福克纳。《八月之光》是本了不起的书……”
话题又转向音乐。帕斯捷尔纳克和奈高兹谈起肖邦。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多么热爱肖邦，“我所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肖邦用旧的莫扎特的语言说出全新的东西——形式在其中再生。尽管在西方肖邦恐怕多少有点儿过时……”
奥尔嘉提到她喜爱的一个肖邦的演奏家，帕斯捷尔纳克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怎么，他转向他正在读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提到他在托尔斯泰死前头一天的演讲，题目是“象征主义与永恒”，讲稿早已丢失。“其中谈到艺术家将死去，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如果抓住既个人化而又有普遍性的形式，就等于能让别人通过他的作品再生。”
“我总是喜欢法国文学，战后法国的写作获得一种新的音调，少于词令。加缪之死对我们所有的人是巨大的损失。”奥尔嘉—亡午刚到时，告诉他加缪出车祸致死的噩耗。
最后土：来的是茶和白兰地，，帕斯捷尔纳克突然看起来很疲倦，变得沉默了。奥尔嘉被别人问及西方的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当人家慢悠悠地喝茶时，光线转暗。奥尔嘉看了看表，起身告辞，她要回旅馆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回巴黎。
帕斯捷尔纳克陪奥尔嘉走到门廊，在蓝色多雪的夜晚告别。他握住奥尔嘉的手，让她尽快回来。他再次让她转告国外的朋友们，他一切都好，尽管没有时间回信，但他想念他们。奥尔嘉走出门廊，踏上黑暗中的小路。帕斯捷尔纳克突然呼唤她。巧合的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红颜知己名字一样。奥尔嘉转过身，最后看了他一眼：他光着头穿着运动衫，站在门口的灯光下。
“请别在意我说过不回信的那些话。给我写信，用任何你喜欢的语言。我一定回复。”他最后说。
几个月后，即1960年5月30日晚11时20分，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官方刻意保持低调，只在几家和文学有关的报刊上发了短讯。6月2日，成千上万的人从莫斯科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李赫特和尤金娜赶来，为他轮流弹奏乐曲，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四岁时，和托尔斯泰一起听到他母亲弹奏的柴叮夫斯基《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还有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志愿者们轮流抬着那打开的棺材前往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