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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心自问，自己如果有一点本事的话，绝不敢认为主要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我一直认为我能有今天，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小学班主任李秀云老师教了我四年的时间。那时中国尚在文革时期，带领我们这些小孩子〃批林批孔〃自然是必须的活动，但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的环境下，对于我们的课程学习，她一直紧抓不放。在我们升入四年级以后，每次考完试，她都会用红纸把我们的成绩公布在教室的墙上。在成绩单的上面，是〃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以此来督促我们好好学习。这让我初步懂得了人应该守〃本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要定点地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同学。这一做法在尚处童年的我心中，种下了互帮互爱的种子。由于经常给同学讲解，一个意外的效果是培养了我较强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的大学老师后来评价我道：〃只要是你明白的事情，你总能给别人讲清楚。你是一个天生做老师的材料。〃
我的中学最后一个班主任彭延新老师，在我的头脑中印下了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在他一年的反复教育下，我开始养成出了问题不去抱怨，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习惯；他培养了我面对困难不消极退缩，而是积极寻求解决办法的勇气。最为重要的是，我牢记他的教导：〃你们不是小孩子了，要用自己的理性管住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我的价值观主要是在他当班主任时期明确形成的。
中学时代，另外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是政治课老师李杰，当时他是省特级教师，后来任我们中学的校长。李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非常投入、认真和用心。他上课，从来不鼓励我们把政治课的内容作为教条来死记硬背，而是教我们如何从原理出发，用分析的方式去得出结论。对于那些抽象的哲学内容，他则用各种生活中的事例，来帮助我们理解。或许当初他讲的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或许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哲学家的眼里还非常初级。但是，他让我初步体会到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方法，掌握了基本的辩证法原则，尤为重要的是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为我日后超越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深入学习和理解社会科学的知识，提高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打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
在大学，身材不高，湖北籍的英语老师萧家琛对我们要求严格而不苛求，堂堂课上要考试，但是期中和期末的考试却从来不难为我们。萧老师的严厉，让许多同学在每次上课之前都感到相当紧张。18岁上下的我们，正处于浮躁期，他在课堂上放下正常的教学内容不谈，教训我们20分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段曾引起我们哄堂大笑的话：〃学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下苦功夫。不像生孩子，还有无痛分娩法。〃为了在课堂上能让我们听到原声录音磁带，他几乎每堂课都要用自行车驮来一个笨重的大录音机。他背着将近有他半人高的大录音机走进教室的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在他的督导下，我不仅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而且看到他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什么是敬业。在2004年给母校捐款1000万元的邓锋，当时和我在一个英语班，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曾感慨地对我说过：〃我现在能有这点儿英语水平，全靠当初在萧老师的高压下打下的基础。〃
刚刚从军校转业过来的基础物理课老师高炳坤，多数时间都会背着〃小军挎〃，身着旧军装来到教室。他的身体不好，讲课经常虚汗淋漓，却把物理原理讲得深入浅出，我认为已经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他的一个名言我至今记忆犹新，并奉为经典：〃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只是有的时候，那个'解'的形式，或许你不太喜欢。〃2001年，我们入学20周年，回到清华，我又见到了高炳坤老师。我有些好奇地问他如何能够把课讲得那么好，我以为他是受过〃高人〃的指点。他平实地告诉我：〃我无非是多下了功夫而已，没有什么诀窍。讲了这么多年课，但是我每次备课还都很耗神。〃
这些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中国或者还在文革当中，或者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我认为他们培养我们，绝不仅仅是为了提职或奖金等个人目的。文革当中不存在这个问题，文革后为了这些，他们也不必如此地卖命，他们完全可以找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方式达到那些功利目的。
他们用语言、用行动、用心血在教我们做人，在传授知识。我知道在自己的身上，留有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我现在如果还拥有一些〃价值〃的话，那也不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无法安心地长期留在异国他乡。
记得在悉尼大学的时候，我们系有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华裔留学生。一次他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大陆来的留学生都不打算回去。我告诉他，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太好，问题挺多。他反问道：〃那不是正需要你们回去吗？〃面对他这十分简单而清晰明了的推理逻辑，我竟无言以对。透过他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在中国硝烟四起的抗日战场上，南洋归侨青年出生入死的身影。那个时候国家的情况，从任何角度来讲，都应该比现在我们面对的要糟糕很多。
对这个国家而言，我清楚自己渺小得还比不上沧海一粟，但是这个国家对于我个人来讲，却几乎是自己现世人生生命意义的全部。
我决定回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的驱使，而只是因为希望对自己的灵魂负责，才作出的一种选择。因此，这个选择与回国后工作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没有太大关系。
1993年1月3日晚，做完了论文答辩的最后准备，我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浏览报纸，碰巧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我爷爷的学生们写的纪念他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前后，为了国家，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第二天，我通过清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3月毕业，就职于一个只有60个员工为海军做雷达的国防企业，因为我的专业是雷达信号处理。就这样，我平淡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其后的岁月，绝大部分时间也并不光彩夺目，有时甚至相当落魄。即使在我的小狗都沾我的光上了电视的时候，我依然住在一个租来的、没有任何装修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开发区内的单元房中。那时候，我的积蓄还不能够支付上地一个普通单元房的首付款，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反问过自己，当初是否应该回来。
我相信，人这一辈子，尽管不必超凡脱俗，但是心中应该拥有一些，哪怕只是一个，确实是超越个人、超越功利、不带先决条件、不可改变、不计代价、必须兑现的承诺。否则，生活纵使充满阳光雨露，人生哪怕历尽沧海桑田，生命终究似无根浮萍，如一缕清烟，随波逐流，过于轻飘。
捏合一个缺乏士气的团队
团队建设之三共同进步
我刚刚到任的时候，我们部门的状态，是无法完成我们承担的任务的。当时我首要的一个问题便是招募人员，在这方面我原来没有任何经验。在惠州的集团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带领的队伍，是早就组建好的。如果需要人，集团公司会安排招聘，根本不需要我自己操心。而现在不同了，我必须自己主动想办法。刘晨晖便来教我如何借助集团人力资源部来找我们需要的人。
我们从集团拿到不少简历，但是通常是别的部门挑剩下的。看到这种情况，我便和集团人力资源部联系要求直接参加他们的招聘活动。人力资源部非常热情，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几乎参加了集团人力资源部组织的所有招聘活动。我成了集团内业务部门参加招聘活动的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尽管当时我的级别其实很低。我当时很自然地认为，招人是我这个总经理必须亲自参与的事情。
不过，我最得力的一个员工实际上是〃捡来〃的。4月初，我部门的员工李建邺问我：〃咱们还需要人吗？〃我说当然需要。他告诉我，有一个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刘晓炜，分配到船舶总公司船舶系统工程部，正在等待进京名额，现在暂时住在他的宿舍中。刘晓炜被李建邺请到公司，我和他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