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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是在这儿，张玉良对人体的意识，她对人体的觉醒在当时的旧中国是早了一步，她当时的裸体画再一次引起人们的议论，刘海粟面对她的画看了很久，最后把潘玉良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对潘玉良说：如果你能够去欧洲留学的话，可能对你的艺术会更有帮助，因为刘海粟已经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旧中国，在当时道德的环境里面，在当时传统的那样一种习惯势利下，潘玉良的绘画才能是要被扼杀掉的。于是这个时候，潘赞化再一次使用了他的良心。这个时候潘赞化做了一件什么事？潘赞化他是从安徽过来的，所以他当时就向安徽省教育厅申请了一个官费留学的资格。这样就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潘玉良再一次离开，这一次离开，是从上海到法国，到巴黎。
这是潘玉良第一次离开祖国，远度异国他乡，对于潘玉良来说。从青楼女子到一个文人的小妾，从美术学校的学生到欧洲留学，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她人生的一个质变。就这样潘玉良开始了她在法国留学的生涯。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学油画的同时，她又去了意大利，她想通过她的油画基础去雕塑，她希望能够创立起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927年她的习作油画《裸体》获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金奖。这次获奖奠定了潘玉良在画坛的地位。就在这时潘玉良在异国他乡见到了老校长刘海粟，当老校长见到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就，当下写了一份聘书，聘任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就这样潘玉良带着圆满和喜悦的心情学成归国，结束了9年异国漂泊的艰辛日子。那么潘玉良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就，那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上面，她和潘赞化的情感是怎么样呢？
我们说对潘玉良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她往往是一脚幸运，一脚蹉跎的。她幸运的是，她的艺术道路，她蹉跎的是，她个人情感的道路。我翻阅潘玉良的年表，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她的年表几乎每一年都是有内容的，但是就是在1919年和1921年她出国之前这一段是空白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段时间她正好是在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应该是空白的，但是后来到了1984年的时候，当潘玉良的遗作包括她的书信运回中国的时候，我们在那些书信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在那一段空白的年代里面，潘玉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她是青楼女子，青楼女子是没有办法生育的，在当时的旧中国，我们都知道，女子无后为大，她不愿意潘赞化因为她而永远没有孩子，而永远没有办法做父亲，所以当时她做了一件事，就是以潘赞化的名义给潘赞化在乡下的原配大太太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我想念你，我要接你来上海住。那么大太太接到这封信当然是很高兴了，大太太就来了。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太太和潘赞化生活在一起，使他们终于有了惟一的一个儿子，就是我们后面说的潘牟。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女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潘玉良对潘赞化一直是有一种感恩在里面的。那么中国传统的女人，当她对一个男人感恩的时候，她最容易作出一件事，一，就是以身相许，其二，当一个小女子她感激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不能以身相许的时候，她一定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报答这个男人的。而当时潘玉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愿意通过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圆满一种旧式家庭的情感。所以当我们考证潘玉良和潘赞化的这样一种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关系是半新半旧的。
1929年的时候，潘玉良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南京，这个时候她作为一个传统女性的意识是很强烈的，她非常希望能够把潘赞化惟一的一个儿子叫牟儿，牟取的牟，把潘牟能够接到城里来，能够接到上海或者是接到南京读书，她希望能够通过抚养大太太的儿子，来化解她和大太太的矛盾。因为一直以来，大太太都没有接受过她。潘玉良回国以后，她一直要求能够回到老家，回到安徽去见一下大太太，但是潘赞化始终没有带她去，带她去安徽了，但是没有带她回家，潘赞化为什么没有回家呢？我相信潘赞化一定是有难言之隐，而这个难言之隐是不必说出来的，潘玉良自己也明白，那就是大太太的坚持的不接受她。结果是这个原配，这个大太太的儿子，潘牟是和潘玉良和潘赞化他们三个人共同生活了有八年到九年之久。在这个时候，在1931年的时候，我们在潘玉良的画册当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叫我的家。我的家里面画面是这样的，潘赞化依旧是戎马生涯的装束，非常魁梧，这也是根据生活原形塑造的一个人，潘玉良是面对镜子，坐在镜子前，然后旁边站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大太太的孩子。这幅画是画于1931年的，这幅画一直保存在潘赞化那儿。我们从这幅画上面可以看到，潘玉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期待，她期待自己在这个家能够有一个位置，她期待能够有一个关系和谐的家，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潘赞化是不是太懦弱了？他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呢？他既然给了潘玉良新生了，他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合情、合理的，在家庭当中的位置呢？我们说，这往往就是一种道德的悖论，因为当潘赞化如果和大太太离婚，他对潘玉良是道德了，但是对大太太却是非道德的，而他要对大太太实行他的仁慈，实行当时的道德的话，而对潘玉良来说，又是非道德的，所以这是潘赞化当时道德的困境，是在那样的一个旧时代里面一个男人无可奈何遇到一个道德的困境，而这个道德的困境由于潘赞化没有能力解决，而潘玉良也同样是没有能力解决。
由于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潘玉良只有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绘画事业，随后潘玉良在上海先后举办了四次画展，这些画展震动了中国画坛，事业上的成就给潘玉良带来了心理的慰藉。但是就在潘玉良潜心钻研画艺，坚持“融中西画于一炉”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再次客居他乡。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潘玉良再次选择离开？
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那就是在1935年、1936年的时候，潘玉良在中国举行了她的第五次个人画展，在这一次的画展上，她画了一幅画叫《人力壮士》，这个画面是一个肌肉非常发达的男子，然后他用他非常有力的双臂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大的岩石，让下面脆弱的小花能够绽露出它们的笑脸来。这幅画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因为当时日本人已经是侵占了东北三省，她画这一幅画，她是要表达中国人那种抗日的决心，只是那块巨石等于就是日本侵略者，搬开巨石就是解放受蹂躏的中国民族，非常有象征意义，并且当时看到过原作的人，包括刘海粟都觉得这个《人力壮士》画的那个肌肉的线条画得特别有力。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潘玉良她已经是受过了法国油画的专业训练，并且她已经是在意大利接受了雕塑的训练，所以她画这样一个人技艺是非常娴熟的。当时教育部部长来参观这个画展的时候，当场就把这幅画定下来，按照潘玉良自己私底下的意愿，她这幅画是要自己保存的，可是教育部长那么喜欢这幅画，等于是给自己面子，不好不卖，于是就接受了1000块钱大洋的定金，但是讲好了，是要等到画展结束以后才把这幅画送过去。就在付定金的当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整个画展受到了冲击，许多画被撕掉，有些画被偷掉，那一幅被订购的《人力壮士》不仅被撕毁，而且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深深也伤害了潘玉良，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的，这是妓女对嫖客的歌颂。那么多年过去了，将近20年过去了，潘玉良以为，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她通过自己人生生命的质变和蜕变，她通过自己绚丽的油彩，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前世涂抹掉了，但是没有，在那个旧时代，旧的道德不允许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过去，把自己不愿意提起的过去涂抹掉，就是不断地被人提起，这是第一个伤害。
第二个伤害，就在画展风波之后，有一天她正在上课，她接到了潘赞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