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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学家刘歆，向汉哀帝提出，应该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使得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势如壁垒。今文经学始终占据上风，可以在官方的学校里正式传授，古文经学只能在民间私人传授。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处在劣势的古文经学，被王莽利用来篡夺汉室政权，成为其进行“托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的饥馑动乱，使他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别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汉帝国。此后的汉昭帝、汉宣帝还算称职，能够维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后的继承人每况愈下，相继即位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来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凭借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宫廷大权。他从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被写成虚伪做作、收买人心。其实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这种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周礼》一书是周朝制度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顾问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代，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显得迂腐不堪，与时代格格不入。看来他完全忘记了当年汉宣帝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教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时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来治理汉朝，未免过于迂腐、背时。
何况王莽“托古改制”企图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无法用儒家经典的教条解决的问题。早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归结为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因而他的解决方案的最高理想，就是恢复井田制。但是，井田制由于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恢复它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占田超过一定数量。在土地私有化，并且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企图“限民名田”，是经学家按照儒家教条炮制的平均主义空想，写在纸面上很好看，根本无法实施，董仲舒不过是一阵空喊而已。哀帝的辅政大臣师丹，继续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提出“限田”建议，得到哀帝的批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订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条例，企图限制人民占有土地与奴婢的数量。在那个时代，土地与奴婢是权势地位的象征，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岂肯自动放弃土地与奴婢！师丹、孔光之流的“条例”，也是一阵空喊，引起了社会震动，终于不了了之。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师丹更为雄心勃勃，不仅要“限田”，而且要恢复井田制。他在诏令中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也就是恢复井田制，实行土地国有化；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这纯粹是经师们的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标准平均分配土地，全国的土地根本不够分配。更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买卖，显然是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包括农民的支持。三年后，王莽不得不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失败，承认原先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王莽还按照《周礼》，企图实行西周的“官商”政策，由专职官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和物价进行控制，主要的经济部门与物资由国家专营、专卖。结果是官商的弊端显露无遗，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团糟。王莽不得不在垮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改革。至于按照《周礼》，恢复古代的货币、官制，弄得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
王莽妄图按照儒家经学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的新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就寿终正寝，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汉族农业区，必然为先进的社会所同化，这就是所谓汉化。它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汉化都是如此。
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以至于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称之为“汉”，是“十六国”之一。大约在曹操晚年，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汉国的建立者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师事著名经学家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他能背诵孙、吴兵法，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颇为自负，自命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刘渊建立汉国后，任用他的经学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
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政权，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汉人），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经、诵读史书，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
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胡人汉化，中原的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