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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耍 �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曾国藩与僚友谈文论事，总是要让人尽量发挥意见，到了言无不尽之后，他才肯说话，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劝他明哲保身时，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须，闭目静听，到声音静了下来，他才张目开口。
“诸公爱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则未必尽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结此事，更是缘木求鱼，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这一场变故来了。”
三个人听他这一说，虽感失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为曾国藩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侍立在曾国藩身边的老二纪鸿说话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经十分明白，如果总署的意见跟爹相左，则治丝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经答应周家勋，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国藩答道，“至于总署的意见，可以想象得之，无非息事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