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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如果不能区分卡夫卡作品中的两大倾向：一、他的格言，二、他的叙述文（小说，短篇小说），我们就不能理解他的真正重要意义。”
“在他的格言中，卡夫卡表达他的积极的话（DASPOSIATIVEWORT），他的信仰，他要改变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的严肃呼唤。”
在他的小说和短篇小说里，“他描写对于不想听话（DASWORT）的和不愿意走正路的人的可怕的惩罚。”
请记住等级的区分：上，卡夫卡的作为楷模的生活；中，格言，也就是说他的日记中所有说教式的、“哲学味”的段落；
下，叙述性作品。
布洛德是个精力非凡的优秀知识分子，一个宽宏的准备为他人而战斗的人；他对卡夫卡的情感热烈而无私。不幸只在于他的艺术方向：一个注重思想的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对形式的激情；他的小说（共写了二十几本）平常得让人难过；尤其是：他对现代艺术一窍不通。
为什么尽管如此卡夫卡仍这样喜爱他？也许您会不再喜欢您最好的朋友因为他有写糟诗的癖好？
可是写糟诗的人一旦着手出版他的诗人朋友的作品便有危险了。请想象一下毕加索的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不是画家而且连印象派也不能理解。他会对毕加索的画说些什么？大概和布洛德对卡夫卡的小说所讲的一样：“他们为我们描写用于对付那些不走正路的人的可怕的惩罚。”
四
麦克斯·布洛德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即使卡夫卡学者们很想和他们的父亲保持距离，他们却从未走出后者给他们划出的地域。卡夫卡学的文章数量上了天文数字，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通过无数的序，跋，笔记，传记和专题论文，学院报告和论文，卡夫卡学生产和维持着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于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
一切关于卡夫卡的，并不一定是卡夫卡学。如何给卡夫卡学下定义？用一种同语反复：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
一、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不是在文学史（欧洲小说史）的大背景下而是几乎仅仅在传记性的微观背景下研究卡夫卡的书。在他们的专题论文中，布瓦岱弗勒（BOISDEFFRE）和阿尔贝来斯（ALB′EREES）自称在普鲁斯特门下，拒绝以传记的方式来解释艺术。但他们只是想说，卡夫卡要求一种例外，其作品与他个人不可分开，不管他们是叫约瑟夫·K，勒翰（ROHAN），撒姆萨（SAMSA），土地测量员，本·德晨（BENDEMANN），歌手约瑟芬（JOS′EPHINE），禁食者，或空中杂技演员，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别人，而只不过是卡夫卡自己。传记是理解作品意义的关键：作品唯一的意义在于它是理解传记的关键。
二、和布洛德一样，在卡夫卡学者笔下，卡夫卡传记成为了圣徒传记；罗曼·卡尔斯特（ROMANKARST）在1963年利伯莱斯（LIBLICE）学术讨论会的报告最后所用的夸张令人难忘：“弗朗兹·卡夫卡曾为我们而生，而受苦”。圣徒传记多种多样：宗教的；世俗的卡夫卡；他的孤独的牺牲者；极左分子：卡夫卡“经常”出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会议，而且对“1917年的革命非常关注”（按照一个有谎语癖的人的说法，此语常被引用，但从未被核实）。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伪圣经：居斯塔夫·杰努什有他的《谈话录》。每个圣人都有自己的供祭法：卡夫卡的意愿是让人毁掉他的作品。
三、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将卡夫卡—步步逐出美学领域：或将他作为“宗教思想者”，或者，在左翼那里，将他作为艺术的反对派，“他的理想中的图书馆中包括几本工程或机器方面的和法学家如何作陈述的书籍”［德鲁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的书］。卡夫卡学不倦地研究卡夫卡与祁克果（KIERKEGAARI），和尼采，和神学家的关系，对小说家和诗人视若无睹。甚至加缪（CA－MUS）在他的文论中，也没有把卡夫卡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谈论，而是作为哲学家。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私人文稿和他的小说，而且明显地更喜欢前者。我随便举加罗蒂（GAARAUDY）关于卡夫卡的文论，那时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54次提到卡夫卡的书信，45次卡夫卡日记，35次杰努什写的《谈话录》，20次短篇小说；5次《审判》，4次《城堡》，没有一次《美洲》。
四、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无视现代艺术的存在；好像卡夫卡不属于那一代的伟大创新者：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韦伯恩（WEBERN）、巴托克（BARTOK）、阿波利奈尔（APPOLLINAIRE）、穆齐尔、乔伊斯、毕加索、布拉克（BRAQUE），所有这些人都生于1880至1883年间。五十年代，当有人提出卡夫卡与贝克特（BECKAETT）的亲缘关系的见解时，布洛德马上反对：圣—加尔达与这等堕落毫无关系！
五、卡夫卡学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它不研究作品的价值：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致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等等）；卡夫卡学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他。隐喻是宗教性的：［布洛德：城堡＝上帝的圣宠；土地测量员＝寻找天意的新帕希法尔（PARSIFAL）；等等，等等］它们是精神分析式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测量员＝革命的象征，因为他着手对土地进行新的分配）；它们是政治的［奥尔逊·威尔斯（ORSONWELLES）的《审判》］；卡夫卡学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并不去寻找由一个巨型的想象所改变的真实世界；它在破译宗教的启示，解开哲学的隐语。
五
“加尔达是我们时代的一位圣者，一位真正的圣者”。但是一位圣者可以去逛窑子吗？布洛德在出版卡夫卡日记时作了一些审查；他不仅取消了暗示妓女的地方，而且包括所有与性有关的部分。卡夫卡学始终对作家的性能力有怀疑，热衷于对他的性无能作滔滔议论。因此，长期以来卡夫卡就成为那些神经官能症者、精神沮丧者、厌食者、体弱者的圣主，那些畸形人、可笑的矫揉造作者、歇斯底里者的圣主（在奥尔逊·威尔斯那里，K歇斯底里的嚎叫，而卡夫卡的小说其实是全部文学史上最少歇斯底里的作品）。
传记作者并不了解自己妻子的隐秘的性生活，但他们相信了解司汤达（STENDHAL）或福克纳的这种生活。关于卡夫卡的这一生活，我只敢这样说：他的时代的色情生活（不是太自在）与我们的时代不大一样：那时的年轻姑娘结婚前不做爱，对于一个独身男人，就只有两个可能：找好家庭出身的已婚女人或下等阶级的容易的女人：女商贩、保姆，当然还有妓女。
布洛德的小说的想象来自于第一种源泉；从那里产生激奋的、浪漫的色情（戴绿帽、悲剧、自杀、病态的妒嫉）和无性的色情：“女人们误以为一个重感情的男人只着重肉体的占有。这样的占有只是一种象征，它远远不能等同于情感的重要，情感使肉体改变了面貌。男人的全部爱情旨在赢得女人的仁慈（从真正的词义上讲）和善意。”（《爱情的欢喜王国》）
卡夫卡小说的色情想象，恰恰相反，几乎仅仅从另一源泉汲取素养：“我从窑子前走过如同从亲爱的人家门前走过”（日记，1910年，被布洛德删去的一句话）。
十九世纪的小说，尽管懂得权威性地分析所有的爱情战略，却任性与性行为被遮盖。我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性从浪漫激情的雾里走出。卡夫卡是最早在自己的小说里发现性的人之一（还有乔伊斯，肯定是）。他不是把性当作为放荡者圈中人（十八世纪的作法）所设的游戏场地，而是作为每个个人的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现实。卡夫卡揭开了性与存在相关连的诸面貌：性与爱情相对立；爱情作为性的条件，性要求的奇特性；性的模棱两可：它使人亢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