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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冰岛几乎没有树，所有的树都在墓地里；好像没有树便没有死亡；好像没有死亡便没有树。人们不是把它们栽在墓地旁，像田园般的中欧那样，而是在中央，让过路的人必然想象那些在地下穿越尸骨的树根。我和艾尔瓦·D（ELVARD）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墓地漫步，他在一座树长得还很小的墓前停下脚；不到一年前，人们埋葬了他的朋友；他高声地回忆起他：他的私生活有一个秘密，大约是性一类的。“凡秘密都引起一种被刺激的好奇，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们，我周围的人都再三要我讲给他们听。这使我和我妻子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我不能原谅她这种侵犯性的好奇，她不能原谅我的沉默，对于她这是我对她信任不够的证明。”接着，他笑了。“我什么都没有背叛，”他说，“因为我没有什么要背叛。我禁止自己去知道我的朋友的秘密，而我的确不知道。”我听着他，入了迷：从小时候起我就听人说朋友就是你和他一起分享秘密的人，而且他有权力以朋友的名义，一再要求知道这些秘密。而对于我的冰岛朋友来说，友谊却是另一回事：在朋友隐藏私生活的大门前充当守护人；要做永远不开门的人；他不允许任何人把门打开。
十
我想到《审判》的末尾：两位先生朝K弯下身子，他们在扼死他：“K的逐渐模糊的眼睛，还能看见那两位在观察结局的先生就在自己的脸旁边，两只脸挨在一起。‘像只狗！’K说，仿佛耻辱在他之后还将存在。”
《审判》的最后的名词：耻辱。最后的画面：陌生的脸，就在旁边，几乎碰到他的脸，观察着K最隐秘的状况：他的临终之际。在最后的名词、最后的画面中，凝聚了整个小说的基本境况：存在；不论任何时候，可进入他的睡房；让人吃掉他的早餐；准备好，日日夜夜，去接受提审；看着别人没收挂在他窗户上的窗帘；不能与他所想要往来的人去往来；不再属于他自己；失去作为个人的地位。这样的改变，把主体的人变为客体的人，使人感到的是耻辱。
我不相信卡夫卡让布洛德毁掉他的通信是害怕它们被发表。这样的想法他几乎不会有。出版商们对他的小说不大感兴趣，他们怎么会感兴趣他的通信。促使他想毁掉它们的，是耻辱，完全基本的耻辱，不是作家的耻辱那一种，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耻于把自己隐私的东西掉在别人眼皮下，家人眼皮下，陌生人眼皮下，耻于被转换为物体，而这耻辱有可能“在他身后依然存在下来”。
然而，这些信布洛德却把它们发表了；以前在他自己的遗嘱中，他曾要求卡夫卡“取消某些东西”；然而，他自己却发表了一切，毫无区分。甚至这封在抽屉里找到的长而艰涩的信，卡夫卡始终没有决定寄给他父亲，可是靠了布洛德，什么人都可以在后来读到它，除去它的收信人。布洛德的不审慎在我看来无可原谅。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违背他的朋友的意愿而行事，违背他的朋友意愿的方向与精神，违背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质。
十一
在小说与回忆录、传记、自传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传记的价值在于所披露真实事件的新与确切。一部小说的价值在于揭示存在作为它本来的直到那时被遮掩的可能性；换言之，小说发现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东西。流行的对小说的赞扬之一是：我在书中的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我觉得作者说的是我，并且了解我；或者以抱怨的形式：我觉得自己被这本小说攻击、被裸露、被侮辱。对于这样的看上去天真的评判，永远不应当嘲笑：它们证明小说被人当作小说来读。
所以钥匙小说（讲真实人物，其意图是让人在虚构的名称下认出这些人物）是假小说，美学上模糊，道德上不得当的东西。卡夫卡隐藏在加尔达的名下！您反对作者：这是不确切的！作者：我没有写回忆录，加尔达是一个想象出的人物！您：作为想象出的人物，他是非真实的，写得很糟，写得没有才气！作者：但这并不是一个与别人一样的人物，他使我对我的朋友卡夫卡作了别人不曾作的揭示！您：那是不确切的揭示！作者：我没有写回忆录，加尔达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等等。
当然，任何小说家不管愿意或不愿意，都从他的生活中去汲取：有些人物完全是发明出来的，有些则来自于一个模特给予的灵感；有时是直接地，更经常是间接地，有的产生于从某人观察到的仅一个细节，但是所有的人物在很多程度上来自作者的内省，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认识。想象的工作将这些灵感与观察改造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小说家把它们忘记了。然而，在出版他的书之前，他要想到让可能发现这些东西的钥匙无法使人找到；首先出于对别人的最低的尊重，这些人会惊讶地在一本小说中找到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断；而且，钥匙（真的或假的）放在读者手中只会使他迷路；他会在一本小说里去找作者存在中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而不是存在中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小说艺术的全部意义便这样消失，比如说，如同那位美国教授，武装了一大兜子到哪里都可用的家什，写了一个大部头的海明威传记。
在他的解释下，海明威的全部作品由他改造成仅仅一部钥匙小说；好像是一件衣服，由他给翻了个个儿：突然间，那些书看不见了，而另一面，在衬里上，人们贪婪地观看他一生的事件（真正的或所谓的），无意义、艰难的、可笑的、平常的、傻的、庸俗的事件；作品这样被拆开了，想象出的人物被变成作者生活中的人物，传记作者发起了对作家的道德诉讼：在一个短篇小说里，有一个凶恶的母亲人物；这里海明威所诋毁的是他自己的母亲；在另一个短篇中，有一位残酷的父亲；这是海明威的报复：海明威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任医生不施麻药给他作了扁桃腺割除；在《雨中的一只猫》里，无名女人表现出对“她的自我中心的和无个性的丈夫”不满意：这是海明威的妻子哈德雷（HADLEY）在抱怨；在《夏天的人们》中女性人物身上应该看到的是道斯·巴索斯（DOSPASSOS）的妻子：海明威的确曾经想引诱她，而在短篇小说里，他低下地愚弄她，把她描写为一个人物与她做爱；在《河那边》和《树下》，一位陌生人穿过一个酒吧，他长得很丑；海明威这样描写辛格莱·刘易斯（SINCLAIRLEWIS）的丑陋，刘“被这个残酷的描写所深深伤害，在小说发表三个月后去世”。如此这般，诸如此类，从一个告发到一个告发。
小说家从来都要面对这种传记的疯狂而捍卫他们自己，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看来，这一疯狂的典型代表是圣—伯夫以及他的名言：“文学与人的其余一切不是有区别，或至少说，可以分开的。”理解一部作品因而要求首先了解人，也就是，圣－伯夫明确道，知道对一定数量的问题的回答，即使它们“似乎与作品的本质相异：他对宗教如何认识？他怎样受自然场面的影响？他对于女人的问题、钱的问题，如何表现？他或富或穷；他的起居制度，日常生活的方式是什么？他的恶习或弱点是什么？”这种几乎警察式的方法要求批评界，普鲁斯特评论道，“使自己被一切可能的关于作家的情报所包围，核对他的书信、询问凡是认识他的所有人……”
然而，“在所有可能的情报包围下”，圣－伯夫（SAINT－BEUVE）①做到了不承认他那个世纪任何一位伟大作家，不承认巴尔扎克，不承认司汤达，不承认波德莱尔；在研究他们的生活过程中，他注定地错失了他们的作品。因为，普鲁斯特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品。与我们表现在我们的习惯中，在社会上，在我们的缺陷中的我不相同”，“作家的自我仅仅表现在他的书中”。
普鲁斯特与圣—伯夫的论战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强调：普鲁斯特并不谴责圣－伯夫的过分夸张；他不揭露他的方法的局限性；他的评判是绝对的：这一方法对于作者的另一个自我视而不见；对他的美学意愿视而不见；与艺术不相容；反对艺术；厌恶缪斯。②
①CHARLESAUGUSTINSAINTE－BEUVE（BOULOGNE—SUR—MER，1804—PARIS，1869），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
②MISOMUSE，作者创造的法语中词，由词根MISO派生而成，见《小说的艺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