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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他已想到了他的死；他只是想到把他自己对自己和他的作品的理解作为最后的和最终确定的意愿公诸于人。
他以三个关键—拒绝来界定他的立场：拒绝屈从于波兰移民的政治介入（并非因为他抱有亲共的同情态度，而是因为介入的艺术其原则令他反感）；拒绝波兰的传统（按照他的想法，只有反对“波兰性”、动摇其沉重的小说遗产，才可能对波兰作一些有价值的事）；最后，拒绝60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贫瘠的现代主义，“对现实不诚实的”，在小说艺术方面疲软的，大学式的，冒充高雅的，沉浸在它的自我理论化中的现代主义（并非由于贡布罗维茨少一些现代，只是他的现代主义是不同的）。尤其是第三条“遗嘱”甚为重要，具有决定性，同时又被顽固地错误理解。
《费迪杜克》出版于1937年，比《恶心》早一年。但是，贡布罗维茨默默无闻，萨特则名声显赫。《恶心》可以说，在小说的历史中，剥夺了应属于贡布罗维茨的位置。在《恶心》中，存在主义哲学穿上了小说的可笑服装（仿佛一位教授，为了给打瞌睡的学生们开心，决定用小说的形式给他们上一课），而贡布罗维茨写的是一部真正的小说，把过去的喜剧性小说的传统（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菲尔丁的意义上）重新继承起来，使得关于存在的问题在他那里出现在非—认真的和滑稽的目光下。
《费迪杜克》属于那些重大的作品（与《梦游人》和《没有优点的男人》相提并论）。它们开始了，我以为，小说历史的第三时，重新复活了被忘却的前巴尔扎克小说的经验，并夺取了过去被认为属于哲学的领域。《恶心》，而不是《费迪杜克》成为这一新的方向的样板，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哲学与小说的新婚之夜在相互的烦恼中渡过。贡布罗维茨的作品，布洛赫的作品和穆齐尔的作品（以及卡夫卡的作品，当然）在它们诞生后三十年才被发现，不再有必要的力量去吸引一代人，和创造一个运动：它们由别的美学派别所阐述，后者在许多方面与他们对立，它们被尊重，甚至欣赏，但是没有被理解，以致我们世纪小说历史中最伟大的转折的发生并没有受到注意。
五
这也是，我前面已谈到，雅那切克的情况。麦克斯·布洛德为他的服务和为卡夫卡的服务一样：有着无私的热情。我们应给他这个荣誉：他服务于两个在我诞生的国家里从未生活过的伟大艺术家：卡夫卡和雅那切克；两人都被错误地认识；两个人的美学都让人难以理解；两个人都是其社会环境之小的受害者。布拉格对于卡夫卡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缺陷，他在那里与德国文化与出版界相隔绝，这对于他是致命的。他的出版商们很少关照这个作者，对于他个人，他们所知几乎没有，约齐姆·安塞尔德（JOACHYMUNSELD），一位德国大出版社之子，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书，并提出这才是卡夫卡不去完成最可能的原因（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现实），没有任何人向他要的小说之原因。因为如果一个作者没有出版自己手稿的具体前景，那么没有任何事可以触动他作最终的修改，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暂时把它搁置一边并去做另一件事。
对于德国人，布拉格只是一个省地城市，如同波尔诺对于捷克人一样。两个人，卡夫卡和雅那切克，因而都是省地人。卡夫卡所在城市的人们对于他是异乡人，他几乎不为人知，而雅那切克在同一地，则被同胞们视为微不足道。
谁要想理解卡夫卡学创始人在美学上的无能，那就应该读一下关于雅那切克的专著。极为热情的论述，它毫无疑问给被误解的大师以很多帮助。但是，它是如此缺乏份量！如此天真！有许多大字眼儿：宇宙的、爱情、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天神般的音乐、极为敏感的灵魂、温柔的灵魂、梦想者的灵魂，然而却没有任何结构分析，没有做任何尝试去捉住雅那切克音乐的具体的美学。布尔诺深知布拉格音乐界对于这个省地作曲家的憎恨，他想证明雅那切克属于民族的传统，他完全可以与捷克民族意识形态的偶像，最伟大的斯美塔那并驾齐驱。他被这场捷克的、省地性的、被局限的论战缠到这种地步，以致于世界的全部音乐却从他的书中逃脱掉了，所有时期的所有作曲家只有斯美塔那在其中被提到。
啊！麦克斯，麦克斯！永远不要急于跑到敌方的地盘上去。在那里，你找到的只有敌对的人群，出卖自己的仲裁者。布洛德没有利用他的非捷克人地位把雅那切克移到大背景之中，即欧洲音乐的宇宙背景下，唯一的使雅温柔的灵魂、梦想者的灵魂，然而却没有任何结构分析，没有做任何尝试去捉住雅那切克音乐的具体的美学。布尔诺深知布拉格音乐界对于这个省地作曲家的憎恨，他想证明雅那切克属于民族的传统，他完全可以与捷克民族意识形态的偶像，最伟大的斯美塔那并驾齐驱。他被这场捷克的、省地性的、被局限的论战缠到这种地步，以致于世界的全部音乐却从他的书中逃脱掉了，所有时期的所有作曲家只有斯美塔那在其中被提到。
啊！麦克斯，麦克斯！永远不要急于跑到敌方的地盘上去。在那里，你找到的只有敌对的人群，出卖自己的仲裁者。布洛德没有利用他的非捷克人地位把雅那切克移到大背景之中，即欧洲音乐的宇宙背景下，唯一的使雅那切克可被捍卫和被理解的环境，布洛德把他重新关闭在民族的地平线，使他与现代音乐分离，因此而封死了他的孤立。最早的解释可以适合一部作品，以后它便再也不能摆脱它们。布洛德的思想永远可以在所有关于卡夫卡的论述中见其痕迹，雅那切克也会永远地受到同胞们使他蒙受、布洛德给他确认的被省地化的痛苦。
谜一样的布洛德。他爱雅那切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打算支使他只有正义的精神；他爱他，为他的基本，他的艺术。但是这一艺术，他并不理解。
我永远搞不透布洛德这个谜。还有卡夫卡？他对此怎么想？在1911年的日记中，他讲到：有一天，他们两人一起去看一位立体派画家诺瓦克（WILLINOWAK），画家刚刚完成一组布洛德的肖像石版画；它们是以人们所了解的毕加索的手法而作，第一幅是忠实的，而其他的，卡夫卡说，都离模特越来越远，最后成了极端的抽象。布洛德当时颇有难色；他不喜欢这些画，除去第一幅现实主义的，它反倒让他非常喜欢，因为，卡夫卡以一种温和的讽刺记载，“除去它的相似之外，人的嘴周围和眼睛周围带有高贵和平静的意味”。
布洛德对立体派理解之差与他对卡夫卡和雅那切克的理解之差是相同的。布洛德尽一切让他们摆脱他们在社会方面的与世隔绝，这样的做法却在同时确认他们美学上的孤独，因为他对他们的忠诚对于他们意味着：即便是这个热爱他们，因而也是最努力准备去理解他们的人，对于他们的艺术也是陌生的。
六
我一直很惊奇卡夫卡的决定所引起的震惊，这个决定（被人声称的）是要毁掉他的全部作品。好像这样的一个决定一开始就是荒谬的。好像一位作家不可能有足够的理由，为他最后的旅行，随身带走他的作品。
其实，作家可能在总结自己的时刻，发现他不爱自己的书，并且不想在自己身后留下这个记录他的失败、令他悲伤的纪念碑。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会反对说他错了，他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精神沮丧。但是你们的劝告没有意义。在他自己那里，在他的作品那里的，是他而不是您，亲爱的！
另外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作家总是喜欢他的作品但他不喜欢世界。他不能承受这个想法：把作品留在这里，任凭他认为可憎的未来去摆布。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作者始终喜欢他的作品但对世界的未来甚至不屑一顾；由于他自身对公众的经验，他懂得艺术之绝对虚荣（VANITASVANITATUM），不可避免的不理解是他的命运，他一生里受过不理解（不是被低估，我所说的不是爱虚荣的人），他不想在死后重受。（况且，可能仅仅是生命之短促阻碍艺术家们彻底理解他们工作的虚荣，并阻碍他们及时地组织忘却他们的作品和他们自己。）
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些有价值的理由吗？是的。然而这并不是卡夫卡的理由：他意识到他所写的东西的价值，他没有对世界的公开反感，而且，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