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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５〕，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
栏，署名庚。
〔２〕 “翻译年” 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
“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３〕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
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４〕 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
〔５〕 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论讽刺〔１〕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
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
“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２〕（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３〕（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４〕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
〔２〕 《外套》 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３〕 《鼻子》 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４〕 勒浪 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从“别字”说开去〔１〕自从议论写别字〔２〕以至现在的提倡手头字〔３〕，其间的经过，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话。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
前几天在《自由谈》上看见陈友琴〔４〕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记起了旧事来。
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
，但我“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教授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我的杂感，是说“倡”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