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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我去华盛顿访问时才第一次听说格雷和科因的考察。安格尔顿向我介绍了已经定稿的报告内容，我听了十分吃惊。格雷和科因对军情五处提出一个毁灭性的批评，他们引用了英国反间谍工作规模不大的例子，说有许多工作能力很强的官员由于组织不当以及缺乏财力而被浪费了。报告特别对军情五处内部的领导质量提出了批评，尤其是霍利斯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卡明的领导质量。格雷和科因最后作出结论，霍利斯显然不仅已在高级官员当中失去了信任（这是真的），而且在白厅那些同等地位的人当中也失去了信任（这也是真的）。
安格尔顿为这份报告所激动，他告诉我，它将为英美反间谍工作的新关系奠定基础。他还告诉我，中央情报局打算同美国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一起直接去找哈罗德·威尔逊，向他汇报考察的发现。
“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他说，“我们将充实中央情报局的伦敦站，其中一半的人将直接在军情五处内部工作，我们要接触一切，并且要尽力帮助你们。”
我听了格雷和科因的报告后，立即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安格尔顿信任我才告诉我这件事的，但是我有责任回去报告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以及计划找威尔逊的事。安格尔顿的野心非常露骨：他要让中央情报局把整个军情五处吞并掉，然后把这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国外分站。我回到伦敦，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霍利斯和琼斯，这一次使霍利斯震动了，他是很少这样沉不住气的。他下令核实记录，几小时后就证实了格雷和科因确实访问了每一个英国情报部门，但从未宣布他们的真正目的。
那天下午，我看见他们两人钻进一辆等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前的汽车里。
“谢谢你的帮助，彼得，”琼斯忧郁地说，“绝不能相信该死的美国佬会按章办事！”我想这是一种伪善的情绪，但我认为最好别介入这场正在形成的纠纷当中去。霍利斯和琼斯去见了外交大臣，抗议这种无耻滥用英美协议的行为。这场争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无法告知。
可怜的克拉姆受到了狠狠的斥责，他反对找威尔逊，是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坚持要他对乔治·威格进行询问的，乔治是威尔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但霍利斯没有原谅他的心思，因为他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面前受了侮辱。他威胁克拉姆说，如果再进一步发生类似的侵犯协议的事，就要把克拉姆赶走。几天以后，我看见克拉姆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五楼上躲躲闪闪地走着，看上去他有点局促不安。
“你差不多已经打败我了。”他苦笑着说。他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企图这样干，可现在被人理直气壮地抓住了。格雷和科因的报告是霍利斯担任安全局局长时期的一份可怕的起诉书，这一点霍利斯是知道的。可美国人则用典型的无中生有的鲁莽作风来处理这件事，他们的计划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想为军情五处提供它所缺乏的财力和人力。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动机，那就是他们要军情五处成为一个附属品，而不要它成为一个设备完善齐全的独立的盟友。
这份报告确实使我们的工作有所改进。军情五处的上司们第一次承认需要大力扩充D 处，陈腐的枯萎的殖民地产物，如E 处，也需要扩充。从此以后，D 处在人力物力的拨给上享有优先权，新扩充后的D 处不可避免地要为它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于是，前殖民地警察亚历克·麦克唐纳被送到D 处，马尔科姆·卡明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成为副局长后，决定提前退休。
另一个由报告引起的重要倡议是，承认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确保西方反间谍机构之间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根据英美协议的条款作了正式的情报和机密的交换，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则定期地通过在伦敦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和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来交换外国情报分析。但反间谍工作基本上是临时性的。安格尔顿和我常常谈到组织一个自由交换反间谍情报的讨论会的价值，如果要取得最好的进展，超国界的反间谍情报交流，尤其是从叛逃者那里获得情报以及接触每个国家的档案，都是最基本的条件。安格尔顿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想利用格雷一科因报告来强迫我们进行单向交流，不过他最后还是承认互惠的讨论会的好处。由于他的敦促，我们组织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高级反情报官员参加的会议，大约每隔十八个月就举行一次这种会议。这个会议被称为卡扎布（CAZAB ），第一次会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
格雷一科因报告并不是霍利斯一生当中的唯一不幸，当他快退休时，“流畅”工作的框架已经定形。工作组成员包括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特伦斯·莱基和杰弗里·欣顿以及在一九六五年调人的阿瑟·马丁，军情五处的人员有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安妮·奥尔尤因和D 处三科的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我担任工作组组长。文件直接发到D 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和反间谍处处长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那里。我们每星期四在我的办公室或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六楼会议室里碰头。
开始时气氛很紧张。每个成员都明白手头这项任务的可怕意义——详细检查关于英国情报机关被渗透的每一项指控。“流畅”工作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改变阿瑟和我在米切尔案件中采用过的解决渗透问题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当我们把渗透案件呈报给狄克·怀特时，我们着重于依赖对技术案件和双重间谍案件中特殊情况和矛盾疑点的各种分析，行话称之为“脱节”。“流畅”决定对所有的“脱节”不予理睬，它们掩盖了叛逃者提出的有关渗透问题的明确指控，而只有这些明确指控才是原始的依据，于是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些指控上面。
第一个任务是核对这些指控。在米切尔调查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此我提议把它作为D 处三科研究项目的整体的一部分来进行。
经过六个月的工作，我们编辑了一份庞大的档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单——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指控甚至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指控被分发给组内的各个官员。来自波兰的指控，如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分配给特伦斯·莱基。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负责处理军情五处的旧的指控，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负责戈利金的材料，我查阅克里维茨基、沃尔科夫和“维诺纳”行动档案。
指控搜集完了之后，我们立即对它们进行了评估。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项指控，并对它的正确性做出决定——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肯定它是真的。例如，一个叛逃者可能会说军情五处或六处有一个间谍，我们能否判断出这项指控的真假？如果我们确信这项指控是真的，那么就用反间谍工作的行话称之为“一张真清单”，然后我们再核对每一项指控是否被归到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如菲尔比、伯吉斯，或布伦特，如果已经归纳上去了，我们就根据以后出现的情报，再对这种归纳进行重新检查。
对指控的评估取决于我们记录的质量。军情六处的档案混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每一个地区科和反间谍处都保存着他们自己的记录。军情六处是情报提供者，而不是整理者，几乎不考虑建立一个有效的记录保存系统，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指控被搁起来而不加以解决，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对军情六处的档案室进行改进，并把这作为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