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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当他谈到他过去的指挥官时，还禁不住含着眼泪。
我解释说，我们获得了有关科特和拉巴尔特的真实角色的新情报，并把“维诺纳”情报的有关密码译文拿给他看。他为这一材料所震惊，立即下决心进行全面的调查。
“你不觉得他们太老了吗？”我问道。
马塞尔用他那富有威慑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没有看到一个法国政客躺在他的棺材里变成绿色时，你不能说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尔特在马塞尔审问他时死于心脏病，科特则死得很安宁。这次的情报交换在缓和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使马塞尔成为我后半生事业中的伙伴。
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餐馆的服务很周到，饭菜也做得很不错。马塞尔是一个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几瓶最好的红葡萄酒，给我讲了一大串有关法国情报工作冒险行为的尖刻的轶事。我们讨论了“维诺纳”，他一直入了迷似的听着我讲述我们的成功规模。
“他们最近也使我们有一些成功，”他告诉我。他向我叙述了他们如何在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内的密码室里发现了一个用保险丝盒改装的发报机。
“那玩艺儿不是西方产品的技术规格，其范围正好是在对面的俄国军事武官的房子以内。”他说着便以典型的法国人作风，大嚼着他盘子里的牡蛎。我警觉起来。自从法国的技术小组开始用金属板和铜管把法国驻伦敦大使馆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内的密码室进行了屏蔽之后，针对这两个地方的“栅栏”便在最近停止了。显然，俄国人也意识到可以从屏蔽状况不佳的机器里接收射线。但是，我想，至少法国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查利特显然对整个事情都感兴趣。他愿意把那个保险丝盒提供给莱肯菲尔德大楼，好让他们进行检查。他仍然微笑着，冷不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你呢，亲爱的彼得，你在射线方面有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
我听了他的提问，当即被红葡萄酒给呛住了。
“没碰上什么好运气。”我回答说。
马塞尔为我斟满了酒，显然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相信。我们像真正的内行一样，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面，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尽管法国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 处三科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五人集团”。我请求霍利斯把D 处的八个审讯员调到三科来，以便我们用他们来同每一个已知的，同菲尔比、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认识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会谈。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须亲自主持每一个被认为是敏感的会谈，这自然是指一位勋爵，一个爵士，一个政治家，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或一个间谍嫌疑犯。
我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个人。像克里斯托弗·梅休以及当时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等工党政治家拒绝同我见面，他们不愿意讨论对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回忆。但其他的人，如历史学家艾赛亚·柏林和作家阿瑟·马歇尔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他们定期同我见面，谈论他们在牛津和剑桥的同学。柏林坚持要我们在改革俱乐部见面，他认为在伯吉斯当年最为走红的地方谈论伯吉斯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伯吉斯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已经改变了观点的人。他还就我如何展开调查向我提出了一个忠告。
“别去找鲍勒。”他对我说，他指的是莫里斯·鲍勒，牛津大学很有声望的文学教授。鲍勒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人的名单上，他被排在了头几名。
“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我问。
“如果你去找他，他会在牛津的每一个导师的餐桌上去张扬。”
我接受了柏林的忠告，没有去找他。
马歇尔，大家称他“阿蒂”，几乎认识三十年代剑桥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皇家学院和三一学院那些秘密同性恋网的人。阿蒂对小道消息、阴谋诡计和丑闻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伦特的圈子里谁与谁同床睡觉。
布伦特也喜欢讨论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对闲扯非常感兴趣，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在爱德华·普雷费尔（后来当了国防部常务副大臣）加入使徒学会时，投了他的黑票。布伦特认为普雷费尔非常迟钝，我由于见过普雷费尔其人，所以对布伦特的判断不敢苟同。他讲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伯吉斯和丘吉尔的侄女克拉丽莎·丘吉尔之间的事。很显然，伯吉斯的上司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娶克拉丽莎·丘吉尔为妻，以作为他搞间谍活动的掩护层。伯吉斯被这个任务吓坏了。首先，他是一个同性恋老手；其次，克拉丽莎·丘吉尔并不比她的叔叔漂亮；第三，当时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后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痴心地爱恋着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这种游戏，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追求克拉丽莎·丘吉尔了，从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恼火和愤怒。亨尼西对伯吉斯对克拉丽莎的倾慕感到无比恼火。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把手枪来到伯吉斯的公寓里，威胁着说要开枪把他们两人打死，然后再设法自杀。布伦特喜欢这个故事。克拉丽莎后来不久就同安东尼·艾登结婚了，当起了埃文夫人。这更让我们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团”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间谍网的核心。每一个间谍网都保证保持缄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个秘密同性恋圈子，在那里，对同伴的忠诚高于其他一切义务；有一个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里，使徒们之间的联系永远是紧密的；还有布伦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帮派，他们自己并不是间谍，但他们知道或猜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分享秘密，多年来为保护他们而奔走。这些网相互支持，使我们识别内核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我会见过的人都令人讨厌。非常可笑，我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间谍，他们自己作出的抉择，应该尽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做下去。但那些外围分子则不同。当我会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被后来的生活中的体面所淹没。可是，在他们高傲而文雅的谈吐里，隐藏着罪恶与恐惧。他们会告诉我说，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的过错而不是他们的过错，让我把这事搁一边。他们说我是麦卡锡主义者，当年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当然，当间谍是错的，但当时也是有原因的。他们是“贪图安逸的一代”，他们追求政治上的时髦，这种时髦仿佛是些时装目录。他们在六十年代仍然信守着三十年前立下的保持缄默的誓言。他们不喜欢我。我在他们还是无忧无虑的年青人时就看透了现行英国统治集团的内心秘密。我知道他们的丑闻和他们的阴谋。他们也清楚，我知道的事太多了。
D 处三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叛逃之后档案里的一个始终没有调查过的线索进行重新审查。这个线索是由伯吉斯和布伦特的朋友戈伦韦·里斯提供的。他最早是在牛津大学认识他们的，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局工作，是本廷克大街的常客。里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后，立即找到了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狄克·怀特，说他知道伯吉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苏联间谍。他还说，伯吉斯在战前企图招募他，因为他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后感到幻想破灭，于是拒绝保持秘密关系。里斯还声称，布伦特、盖伊·利德尔，前军情六处的官员罗滨·扎纳以及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一位了不起的无线电安全局的官员）都是同伙。但是布伦特毫无疑问是一个苏联间谍，而对其他三个人的指控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怀特很不喜欢里斯，认为他提出这种不怀好意的指控是为了哗众取宠。这四个人是好朋友，这正是他难以同意阿瑟·马丁对布伦特怀疑的原因。一九五六年，里斯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后，狄克对里斯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就像今天一样，狂欢和间谍活动都是很有读者市场的新问题材，里斯那些详细描述伯吉斯以及好友的色情活动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但是，在布伦特坦白之后，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时的证词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