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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情况直接发给埃及驻伦敦大使馆。从这个渠道获得的情报使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深信，苏联真的表示它要干预苏伊士运河危机，并站在埃及一边。有一条电讯特别有影响，它详细叙述了苏联外交部长与埃及大使之间的一次会晤。俄国方面在会晤时说，他们打算动员空军同英国对抗。这份电报被直接送到联合情报委员会，并引起了一阵骚动，艾登被迫撤军。由于通讯总部所得到的所有情报都与美国的同行国家安全局分享，因此我敢肯定，这个情报对美国敦促英国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埃及大使馆里安装特殊装置后不久，我们几乎就失去了整个行动。随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不断深化，俄国急切地想把埃及置于被保护者的地位上，他们派了一个俄国检查队到埃及驻伦敦大使馆去，看看有没有窃听器或话筒之类的东西。俄国人是很乐意做出这种友好姿态的。与此同时，他们也想趁此机会为自己弄一些有用的情报。我们设在埃及大使馆入口处的固定观察站在俄国检查组一进大楼时就发现了他们，于是我被叫到八楼去监听他们在密码室的动静。我无可奈何地听到他们进了密码室。他们先检查保险丝盒，然后又用电子仪器探测墙壁和天花板。这些大型探测器好像是金属探测器。一个俄国人拿起电话机，开始旋开底部的螺丝，藏在里面的话筒便发出砰砰的响声。一阵压抑的沉寂后，又出现了电话被重新安装好的声音。温特博恩长长地舒了口气。
当时我们知道俄国人已经发现了特殊装置，如果他们找到了它，就会把它拿掉，可他们没有这么干！俄国是否知道特殊装置这种东西，显然他们的确是知道的，而且对这种事是特别注意的，例如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在埃及大使馆里为何又忽视了这个东西呢？可能是他们不想惊动我们，不想使我们知道他们发现了特殊装置，以便让我们继续使用它。他们毕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莫斯科一伦敦的密码线路把情报传送给在伦敦的埃及人，这样我们就无法破译了。但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人要我们全面理解他们的通讯信号所表示出的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决心，他们并不想让我们以为他们在虚张声势。如果让我们通过一种不受指责的途径去获得有关苏联态度的情报，譬如从一条秘密的线路去获取，那将是一种保证我们严肃对待他们这种态度的最佳手段。我从这件事当中首次看到了苏联故意泄漏情报的复杂性。
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后，我又去通讯总部游说，为未来的合作提出了建议。可他们仿佛想使双方的关系又回到过去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去。通讯总部乐于摘取“咽吞”技术的战果，却不情愿对军情五处增加帮助作为回报。简言之，他们并不反对军情五处为他们工作，只要不搞互惠即可。
我感到通讯总部可以通过截听苏联间谍通讯，在帮助军情五处对抗在英国的俄国间谍网方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俄国情报局一直倾向于“非法地”进行真正敏感的活动，启用一些完全独立于“合法的”大使馆情报官员以外的情报人员。他们这些人用自己的无线电收发机与莫斯科中心取得通讯联络。我肯定，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跟踪和测听这些通讯，我们就会有一个突破，并引导我们一直插入苏联情报机构的心脏里去。我请求通讯总部为军情五处提供我们在战争期间从无线电安全处得到过的那种服务，即连续不断地监听进出于英国的那些非法的无线电广播。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可通讯总部却只给了一个半的无线电台来监听这些通讯。这种努力真是一种怜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去劝说，也没法使他们给予更多的帮助。
第一次对埃及的密码采取“咽吞”行动不久，我就去了加拿大筹划“蚯蚓”行动。在我这次旅行快结束时，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要我研究一个由他们处理的案件。不久前这个案子忽然在神秘的情况下结束。我在研究这个案子时发现了一个细节，使我毫不怀疑通讯总部将被迫改变主意。格恩西领我进了一间密室，桌上放着三本档案，封面标有“冠石”。“冠石”案件是在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当时有一个俄国人用假名进入加拿大，此人是克格勃的非法情报人员，到加拿大来的目的是为他自己搞点掩护。实际上，他的最终目的是去美国。克格勃常常派他们的非法人员先去加拿大搞一段可靠的“传奇”或伪造的身份，然后再越过加拿大边界去美国。这位非法分子被骑警队所称的代号是“吉迪恩”，他到加拿大不久便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一举动完全是违反克格勃的纪律的，吉迪恩不久就对他所负的使命产生了动摇情绪。
莫斯科中心命令吉迪恩作好去美国的准备，可他却设法说服了他们，说这太冒险。去美国的计划因此而流产后，他被任命为克格勃驻加拿大的非法人员，负责加拿大境内的其他非法人员的工作。新的工作是艰巨的，吉迪恩不是个勤奋的人，却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收听无线电通讯，并且不断地到加拿大各地旅行，以便收集情报。吉迪恩开始完不成任务了，因而遭到了他的上司的训斥。终于，他决定向他的情人坦白他所有的一切，两人决定投靠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格恩西凭着直感意识到这个案子十分重要，于是决定录用吉迪恩为双重间谍，而不是把他作为叛逃者来接收，这个决定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吉迪恩奉命去领导一个为俄国人服务的非法分子，这个非法分子参与加拿大的“阿芙罗箭”飞机项目。骑警队对吉迪恩监听了一年，仿佛他是实验室的试验品一样。苏联非法分子的工作情况在西方鲜为人知，格恩西仔细调查了俄国人使用吉迪恩的手法，指示吉迪恩收集情报的方法以及吉迪恩使用死信漏洞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骑警队监听到了吉迪恩发出的所有密码无线电通讯。
一切情况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吉迪恩突然被他的主管人召回俄国去作详细的汇报。起初他有点犹豫不决，后来还是决定去俄国。可他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骑警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吉迪恩活着的音讯，可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与加拿大之间的电讯上又出现了吉迪恩使用过的密码，这说明有一个接替吉迪恩的特工人员到达了加拿大。这个案子以充满希望开始，以一无所获告终。格恩西感到困惑，可他深信，在案情的整个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但却无法摸清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调查工作也进行得很少。他的助手贝内特认为，吉迪恩已被俄国人控制，并故意让案情继续发展以便欺骗骑警队。
我在阅读档案的过程当中，渐渐看出这个案子里到处都有俄国人从一开始就进行干预的痕迹，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以后我又看到一处细节，才茅塞顿开。尽管吉迪恩是一个非法的特工人员，但俄国人仍然要他不时地同俄国大使馆的一位合法外交官会晤。可以肯定，这个外交官是主持非法工作的官员。克格勃大概认为吉迪恩是一个难以驾驭而又不可靠的特工人员，只能面对面地跟他进行谈话，才能保证他不越轨。所有的会晤，骑警队都进行了监视。其中有一次，吉迪恩和他的上司大吵起来。原来吉迪恩经常漏听从莫斯科来的广播，因而没有反应。吉迪恩说他无法从他的无线电里收到信号，因为气候条件太差。他的克格勃上司对这种申述完全不屑一顾，他交给吉迪恩一张详细的清单，上面记有他漏所莫斯科广播的次数、时间，很清楚他知道吉迪恩在撒谎。这个俄国人虽然并未提到这个事实，但我很清楚，他肯定在使馆里面监听着播给吉迪恩的广播。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事实，我反复阅读了关于这次会晤的报告。当我翻阅这份档案的薄薄纸页时，我禁不住想到，如果克格勃驻加拿大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员监听了莫斯科发来的电讯，那么克格勃驻伦敦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员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如果通讯总部能听劝说，对苏联驻伦敦使馆全力采取措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识别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讯，甚至能暂时识别出非法工作主持官员。只要把他的行动与电讯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全面监视之下，以便在他和他的特工人员会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