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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这才是真正的情报。与我们平时收到的那些由文职人员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样。”
这时人们正在传说阿瑟和斯蒂芬·德·莫布雷在四处游说，争取对霍利斯问题进行重新调查。这时，阿瑟已经退休，而斯蒂芬·德·莫布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声。由于在六十年代末支持过戈利金及其理论，斯蒂芬在军情六处很不得人心。他的导师是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斯蒂芬曾在菲尔波茨的指导下在华盛顿干过几年。后来菲尔波茨又把他带回国，从事反情报工作。自从菲尔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后，德·莫布雷就失去了靠山。怀特下决心要把他赶走，后来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建议把莫布雷调到马耳他，作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布雷从马耳他回来，发现霍利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他煽风点火预备大干一场。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德·莫布雷把内部有苏联间谍的情报透露给某个议员，阿瑟却加紧同议院联系。阿瑟退休以后，一直在议院里担任秘书，以此来弥补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担心他会把过去二十年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告诉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并不是德·莫布雷所唯一关注的事，他还相信整个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础是裙带关系，这必定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危机和灾难。他认为，只要一个间谍打进了一个组织，而且篡夺了领导大权，那他就可以随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奥德菲尔德提起德·莫布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布雷吗？”他问我，而已明确表示，汉利也同意对莫布雷严加看管。奥德菲尔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隐瞒起来，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当军情六处的局长，但狄克·怀特的调动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当C 处处长。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对莫布雷和阿瑟产生什么影响。
“是这样。他们对你掌握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这些事件有多么微妙。只要传出一点丑闻的风声，我们就吃不消。”
可怜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时间还早，他又扯起了今后的前途。
“当然，伦尼走了以后，即使轮到我坐庄我也不想久留……”他说。
他的语调愈来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替他散布这些不满情绪。
过了几个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饭。我试图说服他现在不是催促的时候。
“现在有许多事正在办，”我说，“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在行动。但办案有各种方法，我们需要时间。”
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并毫不隐瞒地认为我是汉利的人。
我其实也希望汉利主管的“维诺纳”搜查能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线索。也许在某个沾满灰尘的碗橱里可以发现更多的信号，使我们能有更多的吻合信号来破译那些中断线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现存的通讯上有了一个微小的突破，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希望。杰弗里·萨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从未被破译的“搭扣”资料。根据先进的计算机分析，这种特殊通讯信号不是真正的“维诺纳”。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码本进行编码的。根据词汇组的规则分布，萨德伯里猜想，这种信号可能是用某种电话号码本编码的。
我们去英国图书馆，把有关资料查了一遍，最后找出一本与上述情况相符的三十年代贸易统计数据簿，一夜之间就破译了大量的“搭扣”通讯。格鲁乌的通讯信号同我们破译的许多信号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电文。驻伦敦的格鲁乌成员西蒙·克雷默发给莫斯科中心的电文描述了他同化名为鲁恩·库兹钦斯基的格鲁乌间谍指挥人员的几次会晤情况。鲁思·库兹钦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个六十年代，我们认为索妮妮的通讯没有价值，因而取消了对它的监听。军情五处相信索妮妮到英国是为了躲避纳粹和战争，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劳斯·富克斯自愿加入苏联情报部以后才积极为苏联情报部工作。通讯总部也完全否认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间在牛津附近的家里发过这些无线电电文。
但克雷默的电文彻底推翻了这一结论，这些电文告诉我们，苏联谍报机关的确曾经派遣索妮妮来到牛津地区。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间谍的上司了。克雷默的电文还谈到了索妮妮付给她手下间谍们报酬的详细情况，以及她本人几次用无线电进行广播的时间和每次广播的持续时间等情报。我想，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这些情报，那将对霍利斯的审讯产生影响。我感到一阵痛心。
掌握了这些情报后，我敢肯定，埃里确实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关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电文里。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索妮妮的信号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搜索，看看别的地方是否也收到过她的信号。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寻找新的“维诺纳”和索妮妮通讯，我跑了三十七万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国，法国机密情报局说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尽管马塞尔说他们肯定收到过索妮妮信号；但也许不久前被一个“蓝宝石”间谍把记录销毁了。在德国我也一无所获，在意大利也一样。西班牙拒绝在我们交出直布罗陀前考虑我们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几个月，我对各个邮局同世界各地的电传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而也是一无所获。在华盛顿，我也进行了广泛的搜索，同样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找的东西以前曾经存在过，而且还归过档，可最终还是从我的手指缝里漏掉了。一想起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汉利和我开始为下一次的卡扎布会议作准备。这次会议定于五月在伦敦召开。我告诉他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压力。自从霍利斯受到审讯以后，我们完满地制止了各种评论，只有安格尔顿一个人固执地保存着在磁带上的一些录音。
“我应当说什么呢？”汉利问我。
我告诉他要有理有节。
“告诉他们一些事实。我们有许多陈旧的指控，而且有许多值得怀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怀疑的一个。我们最后对他进行了审讯，但我们还不能对他作出最后的结论。”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会议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欢欣鼓舞的聚会大不一样，上次参加会议的许多熟人都没来，斯普赖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吉姆·贝内特也不在了。贝内特是皇家骑警队围剿内奸运动的一名嫌疑分子，这次运动使骑警队陷于瘫痪，而且甚至把我也牵扯了进去（我坚信，贝内特虽然在审讯中行为有些异常，但决不是间谍）。此外赫尔姆斯也不在了。安格尔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在华盛顿，水门事件的丑闻已经家喻户晓，中央情报局的丑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来。
汉利简短地谈了谈霍利斯的案子。对此，与会代表的反应很平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深知这种事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损失。汉利在讲话结束时，很有礼貌地请各位代表根据他的报告估计一下霍利斯一案将造成的损失。这是白厅的惯用伎俩，把问题摊开，然后让别人来作结论！
在卡扎布会议以后，我只见过安格尔顿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华盛顿。安格尔顿知道自己将被迫离开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威廉·科尔比决心把他赶出去。几年来在管理东南亚反情报工作的问题上，安格尔顿一直在同科尔比吵闹不休。现在科尔比当了局长，除掉安格尔顿的机会就来了，而且《纽约时报》又登载了一条传说，指责安格尔顿是国内邮件检查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几天之内安格尔顿和他的所有高级职员一起辞了职。
那次我见到安格尔顿时，他正在发脾气。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被革职的消息后，骂道：“两百年的反情报工作全泡汤了。”很显然，《纽约时报》所编造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枪。不到半年，中央情报局就陷进了参议院汇报会和检举揭发的泥潭里去了。一九七四年人们开始了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