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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诉我，在内阁会议上听了杰克·琼斯和休·斯坎伦的讲话以后，希思吃了一惊，琼斯和斯坎伦是七十年代初期两位很有影响的工会首领。
“希思觉得这两个人讲的话像共产党。我问F 处是否掌握了有关他们的什么材料，可他们肯定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说。
维克托从闲谈中获悉两名捷克叛逃者正在向我们提供有关工会和工党进行颠覆活动的情报，于是他向我打听实情。我要他根据要求搞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以便我了解要处理的事。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维克托的备忘录。
他在开头写道：“首相急于了解……”这是典型的维克托文体。
我把维克托的来函送给弗·琼斯。他阅后在空白处批道：“请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诉他！”
我把档案统统翻出，仔细地摘编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所提供的情报。我只是全面收集资料，不作任何结论。
整个白厅对我的做法炸开了锅。内阁大臣约翰·亨特召见我，并质问道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把反对党的材料送到执政党的手里，居心何在？
我竭力为自己辩护，说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中央政策研究委员会的首脑也要我向他汇报情况。我把资料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这些材料是经过军情五处的局长批准的。如果这些材料已引起了什么尴尬的局面的话，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如果因材料引起了什么尴尬局面我们就不能分发，那么我们就失去了送文件来的意义了！”
弗·琼斯和维克托总是为我说话。维克托喜欢凑热闹，他写了一系列的备忘录，在白厅到处散发，为安全局辩护说他们有权为唐宁街十号提供它所需要的情报。备忘录简直是对内政部特权的一种公开藐视！菲利普·艾伦勃然大怒，竟然好几年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写了一张便条塞给维克托，维克托玩世不恭地把它拿给我看。“少管闲事！”艾伦恶声恶气地说。
一天下午，正当大家吵成一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在内阁办公大楼维克托办公室里看见特德·希思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首相，”维克托说，“我想你应当见见彼得·赖特，他是白厅的奇特人物之—……”
希思对我望了一眼，丝毫没有幽默感。他问我在哪里工作。
“在安全局，先生。”我回答道。
他哼了一声。
“彼得是负责汇报颠覆活动的，最近颠覆活动引起了麻烦。”维克托兴致勃勃地说。
希思立即用冷冷的眼光盯着我。
“你不应当搅在政治问题里，”他狠狠地说，“我们有专门处理这类问题的机构。”
他转过身去，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维克托，我的上帝。”我说。
“别着急，”维克托回答说，“特德总是这个样子。我以后再跟他谈。”
第二天，维克托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希思那天晚上仔细阅读了所有的报告。
“这是真的，维克托？”希思问道，口气里流露出一种惊奇、高兴的神情。维克托告诉他这些完全是事实，于是便加速了他开始保护权力的斗争。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情报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维克托请我到圣詹姆斯广场去喝酒。
“我想你应当见见一位商人，”他对我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企业家。”
那时我正和维克托讨论著退休问题。一九七二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九五五年军情五处有关我的退休金的保证是一张空头支票。为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弃了向海军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权力。当时卡明曾一口答应给我附加补贴或者用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在乌烟瘴气的新军情五处，一位绅士的承诺已经变为历史了。按照规定，我没有退休金，而在我后面参加情报部门的科学家（总共约五十名）却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这都是由于我与这种不公平作了坚决的斗争而得来的。
没有退休金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在军情五处最后的几年里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它仍是弥补我那被野蛮手段剥夺去的退休金的一种稳妥的方法。最初维克托和我讨论了让我参加N．M．罗思柴尔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汉利却对这一建议很不高兴。所以当维克托听到这位商人在寻找一位保安人员的消息以后，就建议我去会见他。
我一见到这位商人就感到厌恶。我很清楚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边喝酒一边漫无边际地大谈特谈，说他要找一位“了解内情”的人来向他提建议和指导，但他却对自己的意图含糊其辞，也没有提及报酬一事。最后，他建议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伦敦的一家饭店里共进午餐，以便仔细讨论他的建议。
他的同事是一伙乌合之众，他们都已经退休。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种情报部门和安全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曾风流一时，但现在却早已夕阳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间谍自诩，激动地会聚一堂，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实。
这次，我未来的雇主却直接把话给我挑明了。
“我们代表我们这一帮忧国忧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说。
他有点像失眠的安格尔顿，他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怎样阻止工党再度执政。
“一旦工党上台，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说。
其它的人也点点头。
“你们认为我能帮什么忙呢？”我问道。
“情报，”他说，“我们需要情报，而且我相信你拥有这些情报。”
“你们究竟要哪些情报？”我问。
“一切有关威尔逊的情报都有用。有许多人会出大价钱。”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员……”我说。
他傲慢地摆摆手。
“尽早退休。我们将为你安排……”
我跟他们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却没泄露半点风声。第二天我去找汉利向他汇报这些情况，我建议让我作为代理人继续监视那伙人的活动，但汉利认为小心谨慎是上策。
“别理他们，彼得，”他说，“那是个肮脏的游戏，你别卷进去。”
汉利对我们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关威尔逊和工党的资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积极建议他读读这些资料。我告诉他，大选即将开始，这些资料也许有用。
“这些资料同‘流畅’报告一样，”他看完后说，“到处都是烟，却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为了谨慎起见再对资料研究一番，特别是安格尔顿正在用威尔逊的问题同我们纠缠。我告诉汉利出于政治的考虑，我们应当做点什么事来装点样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发展到了它们的政治顶峰。少数工党政府的人当选，而军情五处正掌握着重要情报，一旦泄露，后果则不堪设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调查的消息至少会导致首相的辞职，军情五处的一些官员并没忘记这一点。
一天下午，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员。我合上正在阅读的档案，问他们有什么事。
“我们知道你正重新调查威尔逊案件。”年长的一位说。
“你知道我不能谈这事。”我告诉他。
我觉得这样回答有点失礼，但我不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受人围攻。
“威尔逊是一大威胁，”一个年轻官员说，“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到了。”
这种偏激的话语，我听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军情五处内部曾出现过一些普遍的情绪，那时曾有人作过努力试图对威尔逊设置障碍。我们的长期外围人员、《每日镜报》的巨头塞西尔·金曾明确表示，军情五处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将立即发表。这就是所谓的塞西尔·金“政变”。塞西尔深信，只要一刊登这类消息，工党就会垮台，而接替工党的则是以蒙巴顿勋爵为首的联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对弗·琼斯说，军情五处群情激奋，但他非常镇定。
“你可以告诫那些想泄露机密的人，出了问题，我可没法管。”
他知道这句话将发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势更加恶化。计划很简单：由于议院内部的局势极不稳定，大选必须在几个月内进行，而在大选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