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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据称是要解决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国家财政赤字。1980年，在日本经济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前，未兑付的政府债券总计70。5万亿日元。到2005年，该债务已增加了七倍多。这真是一个讽刺。
国债如此大规模的增加是混乱的经济政策带来的。一方面，对富人的征税率降低，加上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的持续停滞，使总体税收减少，国家预算困难。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公司税率逐渐地从42％减少到30％，而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从75％降到37％，同时，对遗产税率也做了偏向富人的大幅度降低。这都是在加强日本经济的市场竞争，应对全球激烈竞争的旗号下完成的。与此对比，1989年引入了3％的消费税，1997年上升到5％，将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转移到全体劳动人口肩上。现在预计消费税收人在2005财年将超过10万亿日元，几乎与公司税收入同样多，但它仍然远不足以解决税收不足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年度开支一直难以削减。根据新自由主义政策，用于社会保障和普通教育的公共开支实际上被广泛地削减。但是所谓的其他应急经济政策，主要是建设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和新高速列车线路的公共投资计划，一再重复地实施，以减轻银行由地产泡沫破裂所造成的抵押贷款坏账和贷给建筑公司的坏账。例如，1992年到2000年，这类公共开支总额共计120万亿日元。因而，日本可以被称做一个“建筑国家”。此外，自1998年以来，向银行注人了大约3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军事开支也是难以削减的，这包括支持美国驻日军事基地、从美国购买精密武器和与美国合作在中东作战的费用。日本商业圈倾向于将这样的军事开支视为它们向美国出售其产品的必需费用。
日本提供给个人的公共服务水平已严重地降低。例如，在公共卫生保险体制下，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份额从 10％提高到1997年的20％，又进一步提高到2003年的30％。但是向“老年社会” 的迅速转变使削减福利政策的总预算难以进行。
由于财政危机的加深，在200年国家预算中，用于不断增大的政府债券总额的债务清偿开支达到18。4万亿日元，是用于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公共支出总额的三倍多。与福利支出总额几乎相当的收人就是这样被重新分配到国家债券持有者手中，这些债券持有者的大部分是银行和富人。
日本为应对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所选择的政策措施，虽然是混乱的和不一致的，但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公司和富人，而不利于全体劳动人口，尤其是社会的最弱势群体。这样的政策扩大了日本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迄今必定使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想起老的阶级社会观念。
日益恶化的工人生活状况
如果要做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日本官方失业统计数据就应该翻番。在日本，在调查月份里的最后一周只干一小时有偿工作的人，都被排除在失业人口之外。如果翻番，2004年4。5％的失业率就成为9％，即便与欧洲国家相比，仍然是相当高的。
失业率减少事实上并不意味着就业数相应增加。2002年和2003年，就业数仍然几乎保持在相同水平，2002年到2003年，也只是从5340万略有增加，上升到 5460万。甚至《年度经济和财政报告》（2004年7月）也认识到，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即便是在私营公司复苏阶段，日本的就业也一直陷于结构性的停滞。失业率的降低主要是因为离开劳工市场、放弃找工作的人数增加。
尽管就业在量上有细微的增长，就业质量却恶化了。在2002年到2004年间，非全职就业人数增加了大约150万，而全职工人数的减少超过了该数字。结果，工资也减少了。在2001年到2004年的复苏阶段，从名义国民收入账户观察，就业报酬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都有所减少。劳动在国民收人统计中的相对份额也下降了，退回到90年代初的水平。这揭示出，甚至在复苏阶段，与私营部门的投资需求相比，整体的消费需求继续保持停滞。
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指出的是，日本的工会权力极大地下降。它们对就业工人的组织率从1970年的35。4％跌落到2003年的19。6％。特别是，1985年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日本国有铁道公司（JNR）、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TT）和日本烟盐专卖公司三大国营企业的私有化，重击了劳工运动的最有战斗精神的派别。日本工会总评议会（SOHYO）曾是左翼劳工运动的全国性中心，主要以公有企业为基础，结果解体了，1989年与日本劳工联盟（DOMEI）合并形成一个新的国家工会组织日本工会联合会（RENGO）。
这一演变也冲击了日本社会党（JSP）。日本社会党曾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支持下在国会占近三分之一的席位，现在其席位逐步丧失了。1996年，它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SD－PJ），现已萎缩为一个小党，在2003年众议院共480个席位的选举中，只得到6席。90年代，日本共产党（JCP）的力量曾有所加强，从而也补偿了日本社会党小部分的损失，但在2003年选举中也遭受丧失11席、仅得9席的重创。
因此，日本的劳动人口已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通过工会和他们的政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力量。随着更廉价的非全职人员和其他类型临时工作工人的增加，平均工资一直趋于下降。劳工法普遍地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对超时工作解除了管制。取消了对自由支付报酬和非全职就业期限为一年的限制，以为私人公司剥削更廉价的（通常是女性）非全职人员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在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压力下，紧张的超时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恶劣工作条件已明显地增多。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2002年，与工作相关的死亡案例增加到317个，包括160例过劳死。1998年，年度自杀人数首次超过3万，2003年达到34 427人。日本的自杀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是美国的两倍多。在自杀的原因中，经济和生计问题占26％，工作失败占6％，疾病占45％，后者中很多是与工作或多或少有关联的精神和生理疾病。过劳死和自杀人数增加如此多象征着大多数日本工人正面对失衡的、日益恶化的和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这与资本主义大公司恢复盈利能力形成强烈的对比。
人口减少的威胁
日本劳动人口的社会条件日益恶化的另一个重要症状是平均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要使人口停止减少，平均出生率就需要达到1个妇女生2个以上小孩。70年代初，一个日本妇女还保持2个以上小孩的生育率，而自此以后持续地下降，2003年1个妇女仅生育1。29个小孩。这样，据估计，2006年后，日本人口将开始下降。该趋势如长期延续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减少一半，而到下个世纪末将萎缩到封建制度的江户时代的人口规模。
在许多发达国家（除了美国等极少数国家）中，出生率普遍下降，但日本将成为人口最快速下降的国家之一。向一个老年社会的迅速转变颠覆着日本战后经济的所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比例关系。这种转变将加深国家预算危机；减弱与消费需求和劳动力补给增加相关联的国家经济活力。因此，这将使处于结构性困境的日本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日本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在持续的不景气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压力下的资本主义重建过程中，相对廉价的女工被大规模地动员进人装备有各种各样信息技术的自动化车间，她们结婚时间就这样被推迟了。年轻人很难得到合理定价的住所。保证生育小孩的休假期以及公共儿童保育中心等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工作的长工时和低工资、没有什么前途（或者说很容易失业），以一己之力养育一个家庭的传统模式对于年轻一代的大部分人已变得越来越难。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瓦解公共社会单位和组织、使人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基础上的。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总人口增加了四倍。在1973年前的战后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随着年轻的一代进入城市资本主义劳动人口行列，大家庭（典型地是三代同堂）普遍地分裂为只有两代人的原子家庭。其后，在信息技术对以资本主义公司为中心的社会的影响下，在应对全球竞争的压力下，原子家庭进一步分裂，单身工人这种更廉价劳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