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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发现什么What，然后是谁来发现Who，然后怎样发现How，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并没有展开。现在我想从三个W一个H中间，问王教授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特别强调“谁来发现”这个主题问题。
王岳川：这个问题是中国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痛，曾经被传教士“发现”过，甚至发现得非常全面，但是到了费正清、欧文这一代学者以后，对中国的那种妖魔化、历史形态化，甚至带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就很多了。所以应该回到事物本身，那就是从文化方面“发现”。我认为发现的主体不应该再是在西方艰难地学到汉语的洋人，而是我们中国自己。也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是不是就是教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隋唐的那些教授呢？也不完全，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资源可以整合进来，但是相当一部分，这个“发现”需要双语精英和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也就是说具有世界眼光重新返身来看自己的文化。
王鲁湘：那么您特别强调这个发现的主体，尤其根据你刚才的讲述，实际上希望这个主体就是中国人自己，是这样一种具有双语能力的中国的一些学人。是不是你有这样一种担忧，就是在过去不是中国人，不是这个文化主体本身在进行一种文化的传说的时候，由另外的一个他者来发现，来介绍情况之下，是不是产生了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是不是对这样一种文化的传说本身会产生了一些伤害？
王岳川：是的。这样的误读是非常多的，我曾经看到大量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出现的一些文化误读的例子，基本上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了，说中国人梳着长长的辫子，衣衫不整，语言叽叽喳喳永远不清楚。他们做的那种思想的解读也是比较糟糕的，包括像黑格尔这样的学者，对孔子的看法都认为他不是个哲学家，因为他是形而下的，是关注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还包括今天很多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解读，基本上都采取一种单边的，带有滤色镜的角度来看的。这种看法可以成为看法之一种，但不能成为绝对的看法。更不能成为一种正确的看法。
王鲁湘：说到文化的交流，我们听到最多两个概念就是所谓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或者高位文化、低位文化。就是说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间，一定是高位文化往低位文化进行传播，一定是强势文化往弱势文化进行倾势。现在总体来说，我们还没有摆脱在你说的东方文化也好，或者我们更具体一点，叫东方文化中间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中间的儒教文化，更具体一点，面对西方的这种基督教文化的时候，目前它所处的还是低位和弱势地位，那么在这一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你的这种输出，有可能性吗？
王岳川：我是比较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怎么说呢，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去过云南的丽江，那么多老外跑到云南丽江去看什么呢？难道看比纽约更豪华的大厦吗？去看比巴黎更美好的夜生活吗？去看比东京更加好吃的日本料理吗？不是。他们去发现一种人类丢失的精神。曾经有一个美国人看见一个老太太从早晨开始就在那晒太阳，他就不理解，他说我们每天的时间非常忙碌，你那么闲悠悠地生活，有意义吗？为什么不可以快点呢？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就说，小伙子别着急呀，前面就是坟墓啊，慢慢走啊！这说明什么呢？一种是生存的法则，一种是生存的智慧，它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很多生活的技巧和法则，丢掉了生存的智慧。也许东方不能够为这个世界的竞争、抉择提供更多的生产力和机件，也许东方不能够为整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提供一种基本的伦理价值，但是东方尤其是包括日本、韩国这些“汉字文化圈”的东方在20世纪的崛起，可以对人类提出新的思考，就是说汉字文化圈的崛起是必然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的经济指标——GDP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经济、科技进一步发达，我想提的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已经非常强盛的时候，而我们的文化还剩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所有的文化都是“拿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输出”就是一手硬、一手软。从这个角度看。我为什么叫做带更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呢？它包括两点：第一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要铁面无私地批判我们过去腐朽没落的东西，不能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李”，绝对不可以。同时，也要提倡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文化透视能力。就是说要像青年人听见老太太话一样突然大悟，当头棒喝，打破西方的那种单一的、线性的文明观。
在我看来，人类发展有两条线，我称为价值十字架，一条叫做横轴：过去、现在、未来。换成我们今天的概念叫做前现代和现代、后现代。因此“追新”、“逐后”变成今天每个现代化人的努力和方向，所以拼命地努力努力，这叫做超越，包括赶超英美，都是这种思路。但是要注意到人类还有一个纵轴，纵轴的最下端叫做“功利境界”，中间的境界叫做“艺术境界”，最高的境界叫做“天地境界”。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只知道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后现代，那这个人可能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感动，和什么叫心醉。相反，得到一种超越功利境界的艺术境界，超越艺术境界的天地境界，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美女作家没有超过李清照、也没有超过屈原。艺术不是说新的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王鲁湘：下面请现场的观众向王教授发难，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观众：您好，我的问题是我国的文化输出是否需要制度化，你觉得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谢谢。
王岳川：这位同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五四时期北大的蔡元培校长的作用十分巨大。但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教务总长，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如果没有蔡元培将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整合起来，贯穿到教育制度当中去，五四精神的传播将大打折扣。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制度性其实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这个“输出”的态度，在我看来最终可能会成为官方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只可能是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使得他思考，总是从一种边缘的、人类的，甚至带有一种悲情的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只能说，起码我自己这么想，我所能做到的，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来看，我尽可能把这种思想变成我的学生们的思想，或者大家辩驳的思想。不是说把他们的思想变成我思想的跑马场，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可以进行对话的思想。但是至于最后是不是会变成制度性的思考，我想这有待于邓小平所说的聪明人的出现。
观 众：王老师您好，听您的讲座感觉很有意思。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一是我知道西方对中国文化输出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大概在明朝的时候，像徐光启我们知道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但是好像中国人对西方，西方虽然传教传了这么多年，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发现西方。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才把中国打醒了，让中国发现西方。我们知道真正打破一个人的偏见是很难的，就像您这样通过发行VCD，出书，您认为能够让西方人真正发现东方吗？还有一个问题，王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个图景，究竟到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有什么样的量化的指标，才叫做真正发现东方？您学会二胡以后，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想学习弹钢琴？另外，如果设想一下您是先学会弹钢琴的话，您会拉二胡吗？
王岳川：刚才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尽管你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它的根源。关于坚船利炮打进来的问题，在学术史上有两种看法：中国究竟是内部生发性的现代性，还是外部强制性的现代性。到现在研究现代化的人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更加偏向于中国内部是可以生成某些现代性因素，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完全不具有这样的因素，只靠外力“打”就可以促成的。起码我看到若干家长打骂孩子弹钢琴，只要他有一天可以造反的时候，他是厌恶钢琴，这决不可能的。中国在明代时候，内部有部分的资本主义因子出现。所以我是偏向内部因素与外部压力的“合力说”。
另外，你还提到关于量化标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