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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时，被告席上站着修道院院长及修士。法庭指控院长是道德上的凶手，院长仍旧那么严肃、清瘦和庄重。
当修女出现在法庭上时，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她一直穿着修女服装，尽管她在牢房里度过了8个月的时光，依然不减她的惊人的美貌，以致让法庭上的摄影师都着了迷，她的照片成为世界级刊物封面上争夺的对象。
她叫索菲，但人们已称呼她为“希腊美神”。她用镇静和柔情，毫不费力地说服了陪审团——她是无辜的。
然而，起初警察指控她是凶手的同谋，说她对乔治修士已感厌烦，准备投入别的修士的怀抱。她大概很乐意那天夜里放意不上锁。
“是的，这是真的，”她垂下眼睑说，“那天夜里我应院长的要求留着门。但是我以为院长想当场抓住他，好教训他一顿。”
索菲的供词开脱了自己，但是院长被判了15年监禁。其他相互推卸责任的修士也被判了13年徒刑。
但是案子并没有结束，被告提出上诉，索菲也只好暂时关在狱中。在监狱里她收到许多信并接待了许多记者的采访。记者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我正在犹豫，”她对记者们说，做出了一个迷人的嘲讽表情，“有三种建议令我感兴趣：一个是雅典一家服装公司建议我去当时装模特，另外两个建议是来自英国的两个有钱男子的求婚。但是他们给我寄来的照片很模糊。我还年轻，我不排除我结婚的可能，但是我要认真挑选。”
她的回答与其说带有宗教色彩不如说更富有女性色彩。
第二次开庭审判与第一次完全一样。修道院院长的高做并没有影响确认他有罪的陪审团。陪审团如同第一次开庭审判时一样，被漂亮的索菲迷住，他们确认索菲无罪。
50年代在希腊复仇性凶杀仍无法杜绝。索菲成了非常显眼的目标。希腊当局请求她到国外去，因为无法解决她的安全问题。
“瞧、我们收到那两位英国富翁的照片，”内务部部长说，“他们长得还不并太丑，尤其是那个玩马球的男子，是不是挺有风度？”
部长的品吻是命令式的：“强迫她，让她结婚，让她走得越远越好。”
12月7日，当索菲登上开往伦敦的船，有一个船上的乘客被抓住了，他好象是碰巧住在索菲的隔壁，但他身上带着两支枪。
索菲的外貌特征发往各地，国际刑警组织可没有喘息的时间，船所停靠的各个码头都得保护索菲免遭杀害，各个地方警察局都处于战斗状态，凡是索菲经过的地方，记者们蜂涌而至。
伦敦刑警厅派了一个叫西蒙的警官负责索菲的安全，西蒙是个40岁的美男子，已婚，有3个孩子，作为一个称职警官，他能经受住一切考验，但是当他在船的吊桥上迎接到他的保护对象时，他的严谨、他的生活、他的妻子在这位希腊美神面前全部付之东流了。
从此，他再也不离开索菲一步，索菲得到准许改名换姓，她身后是处处保护她的英国卫队，她先住在那位打马球的男人的豪华别墅里，之后住在另一个未婚者家里，她在这两个人之间犹豫不决。
如果不是西蒙1月12日那天用枪打死一个千方百计要上索菲的汽车，想用一把刀刺死索菲的希腊男人的话，也许索菲还会犹豫下去。
怀有非常感激的心情的索菲接受了西蒙的求婚，但是西蒙要先离婚方能娶她，对于索菲来说要等好久的时间，于是她先当了模特，而且她发现，她完全可以不必嫁人而生活得很好。两年后，她离开了伦敦到了美国纽约，在纽约她开办了一家时装模特公司，国际刑警组织就此可以合上宗卷，对她的安全可以放心了。
几乎30年过去了，索非如今大约已有六十来岁，这三十年中她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至今未了结的伪钞案
亚历山大·戈莫夫，爱称“阿勒斯”，是一个胖胖的挺健壮的男人，象头蠢笨的熊。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他黑黑的大眼睛表现出他不安定的灵魂：时而忧伤，时而狡诈。在国际刑警总部看到他的照片时，很难让人想象他是个能取悦女人的人。
他所喜欢的女人是个非常女性化的女人，体态丰满、金色头发，带有某些母性的爱。这样的女人在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阿勒斯生于1897年，是波兰血统的犹太人，但他家住在苏联的乌克兰。他父亲曾是个企业主，大革命时剥夺了他的全部财产，他成了他自己工厂的看门人。
这就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第一名大顾客的家庭背景。他的档案很厚，从1927年9月一天下午在阿姆斯特丹开始。一个30岁的男人走进一家俄国移民经常光顾的咖啡馆，他爱上了咖啡馆的女招待塔尼娜，她是个23岁，头发象棕绳一样、胖胖的很柔情的姑娘。
“克曼先生，来杯伏特加？”塔尼娜问道。
30岁的男人用一张名为马斯亚·克曼的德国假护照在荷兰生活了3个月了。
“亲我一下，”女招待用手亲切地拍着男人的手又补充道。
他知道塔尼娜在盯着他，她唯一的希望是嫁给他，使她离开咖啡馆。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克曼在基辅美术学院出色地完成学业之后，被布尔什维克判处了死刑。他只能通过土耳其逃出来，住在德国。讲述他如何逃出来，又如何开始制造伪币，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简而言之，这个背井离乡的人从未露过馅。
五年以来，他曾经有过洗手不干的想法。他可以在塔尼娜和伪币之间作出选择。但不幸的是，他制造伪币不仅仅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他喜欢这个行当。
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柜台前，一位太太要用瑞士法郎和50英镑兑换瑞典克郎。银行职员摸了摸英镑，票子挺完整，但纸质有些软？是的，是有些软。它是伪钞。职员叫来了刑警。女人被抓了。当然警察扣下了50英镑，也就是说那女人损失了50英镑。
“我开了一家家庭旅馆。”她说，“是一个房客给我的。”
“这个房客是谁？”
“一个很热情的男人，他叫克曼，是个德国人。”
“他在哪儿？”
“他走了，但我不知道他的去处。”
几分钟后，警察搜查了那位自称为克曼先生的房间。在纸篓里发现了一封撕碎的电报，拼凑后读到了以下的字“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国际刑警组织分部马上向海牙通报了女店主描绘的克曼的外貌特征。
这样克曼就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第一位大“顾客”，那时国际刑警组织的总秘书处还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当天晚上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一只手拍在克曼的肩头上：“克曼先生吗？”
“是的，干什么？”
“刑警。请服我来。”
塔尼娜和克曼最后互相望了一眼，以后他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在刑警办公室，克曼很卑谦地讲述了他从俄国逃出来的经历。他说他搞到一张假护照，他的真名是亚历山大·戈莫夫。
“我们审讯您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您在斯德哥尔摩流入市场的一张50英镑的伪钞。”
自称戈莫夫的人大吃一惊：“伪钞？难以置信！我上当啦！从俄国逃出来时，我变卖了家产，那些购买我家产的人大概是诈骗犯。”
但是负责调查此案的德国警察可不那么容易上当。
“您在浪费时间，伙计！还是说说您怎么制造这些伪钞的吧。”
“可我没有制造伪钞！”
然而，阿勒斯清楚他必须改变战术。这些人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少坐几年牢。因此，他必须供认，但不能说出全部真相，只能说到能让警察可以结案的程度。
“好吧，”他说，“我承认。我知道钱是伪钞。但我害怕告诉你们这些，我的事是这样的。在基辅美术学院里，我有一个教绘画的油画的教授，他也不得不逃亡。当我在柏林碰到他时，他刚刚被警察抓住，因为他成了伪币制造者。他的家庭处境很坏。在他家里我发现了警察搜查时没有发现的一捆50英镑的伪钞。用这些伪币我想能为他家解除困境，也能使我定居意大利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为了得到去意大利的签证我不得不路经荷兰和瑞典。伪钞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