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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驼原是良家子弟，中等以上智力，性情和蔼。他很有前途。不幸的是希特勒侵略了波兰，他父亲死于斯大林格勒。波多驼饱尝了战后柏林的艰难岁月：黑市，各种小偷小摸。他与儿时的好友罗希结婚，1951年他们有了个儿子叫米基。但是罗希的父母不承认这桩亲事。
1952年波多驼移民加拿大，并决心重新生活。他在一家农场当雇工，后因一个小女孩用喷水枪喷他，他吓唬了这个小女孩而被解雇。他在蒙特利尔干过许多职业。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女人企图偷她的首饰。他因行为不规而受处分，被引渡回国。他坐七海号船一直到不来梅，然后到斯图加特、杜塞尔多夫，最后到达伦敦，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伦敦警察署很快就掌握了波多驼以后的经历：坏分子怎样以米克·科拉多的名字成了索罗酒吧的常客，在那儿他显摆了自己的手枪。他又如何沦为盗窃犯，一直到那倒霉的一天，他盗窃了若安·奥阿拉的套间。但是，盖格·波多驼的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在克莱尔蒙旅馆的小房间里，百叶窗一连四天都未曾打开过。波多驼在里边猫着，不吃饭，只是抽烟和喝水。在这四天中，他处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这样便引出了故事的后半部。
在这四天中，他躲藏在这家旅馆里，暂时逃脱了1万7千名警察的搜捕。他时时刻刻地感觉到绳索正在慢慢地抽紧。抓住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只需要几分钟。
逃跑是很素的。所有的港口和机场都有了他的照片，因此，他只有等待。从收音机里他得知他的照片刚刚到达伦敦，已发到1万7千名警察手里。他还知道今天早晨报纸把他的照片也登出来了。从皮卡迪丽到索罗所有的报亭里都张贴着他的照片。
他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门的撞击声、电梯上下声。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来抓他？这种难熬的等待他受够了。
维巴尔侦探带着一群警察来到克莱尔蒙旅馆。他们的任务是谨慎地检查一遍诱饵的所有住宅。他们毫无信心地干着。因为苏格兰场开始怀疑波多驼已经藏到东德他母亲那里去了。突然侦探的目光停留在一张住客登记卡上：一个叫卡迈的加拿大人，住在15号房间，已有三个星期了。
侦探要求增援部队和警犬乌黑旅馆。然后他要求旅馆老板敲敲4层15号房间的门，以证实卡迈是否在房间里。
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电梯上上下下的嗡嗡声使房间主人心惊肉跳。走廊里的脚步声近了。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谁？”
他半打开门，然后见到老板微笑着：“对不起，打搅了。我来看看床铺好了没有。”
那人松了口气。他同老板的关系挺好。另外他居住时登记的名字是卡迈。他决定重新躺下，脱掉鞋，盖上床单，再点上一支烟，打开收音机。温柔的音乐荡漾在整个房间里，他闭上眼睛，觉得不那么恐惧了。
老板下了楼，对维巴尔侦探说：“他在屋里，好象挺镇静，穿着衬衣，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
维巴尔侦探上了四楼，径直向15号房间冲过去，想把门撞开。但他改了主意，先敲敲门：“开门，警察局的。”
在一刹那间，什么反应也没有。身体高大的尚贝尔上尉去撞门，没受到什么阻碍，门突然被打开了，正撞在波尔驼的脸上，使他打了个趔趄，先碰到椅子的扶手上，然后摔倒在地，头撞在壁炉上。
体重100公斤的尚贝尔以全身力量压上去，其他警察一拥而上，捆住了波加驼的双脚双手。尚贝尔发现波多驼眉肌处流血，就令他平静些。波多驼挣扎了几下，突然一动不动了。尚贝尔压着波多驼足足有三、四分钟，发现他失去了知觉，就让他靠在床上。警察往他脸上泼了凉水，他才醒过来，眉骨处仍在流血，眼睛已经肿起来了。然而警察发现波多驼机警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们的举动，因此他们就把他双手反绑在背后，检查他的袜子里是否藏着刀片。
尚贝尔发现他浑身哆啸得很厉害，似乎他很怕冷。于是尚贝尔给了他一条毯子。为了确定他的身体状况，警察扶着他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他一直在发抖。
当警察认为波多驼可以走动时，就把他带出旅馆。因为有许多记者在场，他们用上衣盖住他的头，以避免过早地辩认出其身份。波多驼被押到警察局。
后来后来警察局做出如下报告：他在警察局呆了36个小时，无法证明他有罪，因为警察局的医生发现无法同他交谈，也没有发现他作案时使用的手枪。因此，只好把他送到医院。
根据给他作检查的医生说，乍一看，波多驼并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损害，但是他好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拒绝吃饭，然而看管他的警察发现他好象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脑部透视：没有骨折。腰脊穿刺：脑脊髓液有一点血。阿尔韦大夫的诊断是：大脑受到轻微的撞击，但也没法治。
新闻界对这次逮捕十分感兴趣，有的报纸暗示，波多驼可能遭到要为同行报仇的警察们的痛打或警犬的咬伤。然而尚贝尔澄清说警察没有使用警棍，也没有一个人使用武器，警犬一直在窗户外，好久以后才被放进屋里的。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波多驼藏在旅馆阁搂里的手枪。7月19日波多驼的状况有所好转；他问他为什么在医院里。阿尔韦医生作证说，他的记忆遗忘症不是装出来的。波多驼问看守要扑克，而且很正常地跟他们玩扑克。他甚至会下国际象棋，他说他自己从小就会下。
当指派给波多驼的辩护律师到达医院时，医生给他看了医疗诊断书。诊断书上说，波多驼无法接受提问。《每日快报多写道：波多驼在睡眠中发癔症，受折磨，7月20日阿尔韦大夫宣布波多驼可以接受审问了，他可以懂得对他的指挥的性质，但是他的供词的价值还不能保证，因为犯人住进医院的原因是患了遗忘症。
波多驼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可以审判一个对其犯罪毫无记忆的人吗？但是他是真正的遗忘症患者吗？专家们意见分歧。阿斯比大夫认为他是真正遗忘症患者，莱斯大夫却认为他是假装的遗忘症患者。勒里斯比大夫也认为是装的。然而拉尔班和爱德华大夫认为是真正的遗忘症患者。
于是法庭作出不利波多驼的裁决。法庭没有接受他患遗忘症的说法。
这个被专家们称作“遗忘症患者”的人终于被留下他的全部财产——6个先令5个便士全部交给了被害者的遗孀。
不出所料
1964年5月16日上午近11时，洛杉矶警察局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
“我这是金房子旅馆，快来，3170号房间的房客和他妻子站在外边的窗台上。”
接电话的警察觉得有必要让他讲得更明白些：“他们在窗台上干什么？”
“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不说，大概是想往下跳……”
“第几层？”
“22层，最高一层。”
“你们通知消防队了吗？”
“通知了。”
几分钟后，警察局37岁的哈利·卡姆弗上尉戴上他的软沿帽子跳上汽车投入战斗。他松开领带，因为天气已开始热了。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类案子，因为警察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要是结果好，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案子；要是结果不好，人们就会说三道四，指责警察的愚蠢和错误的行为。
当哈利到达大街时，从很远的地方他就看到站在马路上的一群人，他们抬头望着金房子旅馆的22层。人群中间有一辆红色消防车，消防队员困难地在人群中组织营救。到处胡乱地停着汽车。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一古脑地朝房子对面跑去，几分钟后对面房子的窗户都被他们占领了。
哈利是个极有条理的人，他甚至没有朝金房子旅馆22层的窗台上看一眼。眼下最重要的是使这混乱的场面恢复秩序。他通过无线电要求维持秩序的警察让车辆绕行，以便消防队员能够拉开他们的救护网。干完这事，他下了汽车，抬起头，用帽子遮住太阳。
在高处，窗台上有一个男人站着，他挽着袖子；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蹲在他身旁。一直极为冷静的哈利发现窗台还是挺宽的，足有70至80厘米。他从第一层窗户往上数。一直数到顶层，的确是22层。
他心里计算着：一层大约3米，那么就是56米，严格地说，这个高度消防队的救护网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或者掉到网外，或者从网中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