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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老板叫道，“罗伦森师傅您还不知道新闻吗？”
“什么新闻？”
“您的女儿活着呢！在湖那边有人发现她装在瓶子里的信。”
对这些想求他原谅的人，木匠没有说一句话，而是飞快地跑出店铺。木匠没有意识到这一消息是不确实的，至少是令人奇怪的。他搂住他的妻子——唯一能相信他是无辜的人。
“忘掉一切吧。有人在湖那边发现了罗希装在瓶子里的信。”木匠说。
第二天，衣着笔挺的警长来敲门了，他总有一副怀疑的目光。他手里拿着一张在瓶子里发现的纸，上边有罗伦森的地址和以下的话：不要找我，你们永远我不到我。罗希。
木匠感到既轻松又担心：轻松的是他认为他所受的苦难从此结束；担心的是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成了什么人。他向警长提了一大堆问题。
“她肯定不在国内了，是不是？她可能结婚了吧？但如果结婚了，为什么不给我们捎个信来？大概一切全好？您认为如何？先生？”
警长没有回答，反而不耐烦地问他：“您认识您女儿的宇吗？”
“是的。警长先生。这是我女儿罗希写的。”
“您能证明？”
“我向上帝起誓。”
在法庭面前，罗伦森师傅对他的证言起了警。而且他认为他的恶梦结束了。然而他却大错而特错地估计了形势。信的笔迹经过首都字迹专家鉴别，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认为不是罗希写的字，报纸对此作了报导，邻居们又开始嚼舌头了。
“他自己把信放在瓶子里想骗警察，真想得出！”
没有人知道是谁把瓶子放在湖里的。有一天，这桩瑞典最大的疑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一个瑞典水手飘流四海，回到国内以后，听人谈起木匠的故事，并在报纸上看到罗希的照片，他认为他有义务使警察知道以下事实。下面是他向警察叙述的全文：“我叫安瓦勒德马·安得森，是水手。我坚信我在温哥华的唐人街遇到过罗希·罗伦森。我们的船停在温哥华，在那里老板要支付我们的薪水。这大概是两年前的四月。我们是由好几个国籍的人组成的快乐的一伙。我们去了唐人街。在第一家酒巴我遇到了这个二十来岁漂亮的姑娘。她独自一人，表情忧郁。我邀她跳舞。她真是个仙女，她没说什么，她下巴上有一条小伤疤。她英语讲得不大好，但会说这个地方的土语。我们相约第二天晚上在酒巴相聚。我们在一块喝了酒。男人们都叫她罗兹。她跟我说她是加拿大人，名字叫罗兹－玛丽。我陪她到了她的住处。我坐在床上，她坐在我身边，她让我讲讲我的生活。我对她说，我不在海上飘荡时，就在澳大利亚剪羊毛。她问我什么叫剪羊毛？就是给羊剪毛，你应该懂这个词。如果你懂你的母语。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是瑞典人。我困惑地看着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头发颜色这么深的瑞典女人。后来我明白她把头发染了。我跟她说，我也是瑞典人，姑娘，去给咱们来一杯家乡咖啡。当她去因房煮咖啡时，我看见桌子上有一封用芬兰语写的信。象其他瑞典人一样，我也懂一点芬兰语。信是以我心爱的罗希开头的，我还没来得及看下文，她就回来了。我开玩笑地说，你是叫罗希，还是叫罗兹－玛丽？她脸色变得苍白，大叫道，这是我的信。不关你的事！我无法解释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因为我才不在乎她到底叫什么呢！我是个水手，只想同一个女孩度过在温哥华的最后一夜。夜里，她讲了自己的身世：几年前一个朋友把她带到斯德哥尔摩。另外一个情人，一个芬兰人偷偷地把她带到大西洋彼岸。刚开始住在蒙特利尔，后来她来到温哥华的唐人街住下。我看到报纸上登出这个温哥华女孩的照片，“我确信是她。”当然水手的话不关警长的事，但他不得不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一个有名的律师知道案情新的情况，觉得事情并不是完全无望，便当了木匠的保护人。律师同驻温哥华的瑞典领事取得联系，并请他帮助寻找叫罗希·罗伦森，也可能叫罗兹－玛丽的姑娘。
几个星期过去了，领事回信说没有找到那姑娘。或者她自己拒绝出来承认自己的身份，要不她又更换了姓名，或者已离开了温哥华。因此国际刑警组织只好参预此案。
斯德哥尔摩国际刑警分部以关系到可怜的木匠罗伦森的生活为理由，请求巴黎总部发布寻人公告。
不幸的是。一天天地过去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所有分部都送来“不知该人”的答复。
罗希失踪马上快到6年了。衣着笔挺的警长一直积极寻找证据以便监禁木匠。在没有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瑞典司法部门已准备审判木匠了。他没有料到另外一名在国际刑警组织负责社会风化的刑警正在积极地做着相反的工作。他坚信姑娘成在温哥华，他说服了他在渥太华的朋友，一个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当总监的罗兰·马什，请他负责寻找罗希，并说服罗希为她父亲开脱罪名。
经过几天的寻找，罗兰·马什找到一位22岁的姑娘，长相与瑞典水手形容的完全一致：的确是棕头发，但眼睛很亮，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皮肤布满了小雀班。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表情有些忧郁，口音很奇特，夹杂着一些粗俗的语言。她怀疑地打量着来访者。罗兰掏出自己的名片。
“小姐，我是加拿大警察。但我希望在几分钟里您忘记我的身份。另外，我不想对您有任何损害。我既没有对您提什么建议也无意在任何方面干涉您的生活。我只要求您听我说十分钟。十分钟后我走人，您将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名字。我只是想让您看看这些报纸。”
在年轻姑娘的床上，罗兰·马什翻开了瑞典报纸：上边通栏报道了木匠杀女的案件，报上登有无辜的木匠参加指控他犯罪的听证会的照片，渔民排干湖水，警察仔细地在木匠花园和房屋里搜查的照片，吓坏了的母亲的照片，以及村里人嘲弄他们夫妻和自以为是的警长的照片。
尽管姑娘很自制，但见到报纸和照片，再也不能平静下来。罗兰·马什解释道：“很可能您就是罗希·罗伦森，也可能您讨厌您的父亲，但是您恨他能到这种程度吗？无论如何，要是您是罗希·罗伦森，无论您指责您父亲什么，您会不会认为您父亲已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另外，您的国家法律允许您有消声匿迹的权利，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您必须符合法律手续。如果您是罗希·罗伦森，您就不符合法律手续，因为法庭正在寻找您当作主要证人。为了使您符合法律手续，只需要您回答一个字。当我问您是不是罗希·罗伦森时，如果您是，您只要回答我‘是’就可以了。您将符合瑞典法律手续，也可能使您能对得起您的良心。我从此就走，您从此不会再听到我的名字了。您是罗希·罗伦森吗？”
“是的。”
“您愿意我把您的地址通知您的家人吗？”
“不。”
“您愿意我为您给家人捎个口信吗？”
“不。”
“您愿意保存这些报纸吗？”
“不。”
罗兰·马什收拾起床上的报纸，小心地叠好，放进挎包里。在他离开之前，只是简单地说道：“我要是您，我会让头发重新变成金黄色……现在什么也不妨碍您了，金黄头发对您更般配。”
然后，罗兰行程4000公里从温哥华返回渥太华，回到他办公室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去电文：罗希·罗伦森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她化名为罗兹－玛丽，头发染成棕色。
女巫
一个驼背的乘客扶在菲特里哥号船舷上的手直发抖。这是一艘意大利造的破旧小游艇。它沿着早就废弃不用的防波堤驶进佛罗里达人沼泽地港。旅客们准备下船。在岸上停着一辆豪华的雪佛兰轿车。一名嘴里嚼着口香糖的海关人员注意到：“这家伙怎么有一个这么奇怪的驼背？”’“真的，是个不寻常的驼背。”另一个海关人员表示同意。
海关的豪华雪佛兰轿车关上了门。这个季节在弗罗里达仍旧很冷。风把钢丝缆绳刮得直碰几只抛锚小船的金属桅杆。港口的海水是绿色的。
驼背人的英语夹杂着口音，可以推断出是瑞士人的口音。他蓝眼睛，黄头发，壮实的身体却象秋风里的树叶一样瑟瑟发抖。
一个海关人员隔着衣服摸了摸他的驼背。驼背是由女人的胸衣和橡皮膏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