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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在第四天辩论时，把埃勒里推上了证人席。
「奎因先生，」在埃勒里简单介绍了他的专业背景后，比尔说，「你是比警察更早到达犯罪现场的，是不是？」
「是的。」
「你仔细地勘查了现场，仅仅是出于职业的兴趣，是不是？」
「是的。」
比尔拿起一件看不出是什么的小东西：「你还记得在你检查现场时见过这件东西吗？」
「是的。这是那个廉价的盘子。」
「那时，它放在屋子的什么地方？」
「在那唯一的一张桌子上面，死者就躺在桌子后面。」
「在那么显著的位置，是不可能被漏掉吧？」
「不可能。」
「你看见它的时候，奎因先生，在这个盘子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有，一些纸火柴棒，显然是燃烧过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火柴棒被点燃后，又被熄灭了。对吗？」
「是的。」
「控方提出的整个案情你都听过吗？你是从审理这宗案件开始就坐在法庭里吗？」
「是的。」
「那么这个盘子，」比尔严肃地问，「或者是你在现场看到过的火柴棒，是否被检察官提到过？」
「没有。」
波林杰和比尔在梅南德法官面前站着争论了五分钟。
最后比尔被获准继续询问。
「奎因先生，你是一位著名的犯罪调查专家。你能不能向陪审团的各位成员解释一下这些被检察官谨慎地忽略了的燃烧过的火柴棒？」
「哦，当然可以。」
这引起了一次时间更长的争论，波林杰气得脸色发青。
埃勒里被允许继续解释。他接着解释了几天前那个晚上对比尔解释过的为什么这些火柴棒不是因为吸烟留下来的原因。
「你刚才说，奎因先生，」比尔迅速地说，「这些火柴棒不可能是被用作吸烟的用途。那么通过你对那间屋子的仔细检查，是否发现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些火柴棒的用途的东西？」
「有，是的。不单单是我发现了那个东西，德琼警长和他手下的警探那天也发现了。它的状况使结论，在那种情况下，是确信无疑的。」
比尔晃动着什么东西：「你指的就是这个吗？」
「是的。」比尔手中的就是在裁纸刀上发现的烧焦的软木塞。
这次又引起更激烈的争论。经过一番交换意见，法官同意把它作为辩方的证物。
「奎因先生，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被火烧焦了，是吗？」
「是的，毫无疑问。」
「它是在杀死金鲍尔的裁纸刀的刀尖上发现的，是不是？」
「是的。」
「你作为一个犯罪学家，对此有何解释？」
「只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埃勒里说，「很明显，刀子刺进金鲍尔的心脏时，软木塞并不在刀尖上。所以，它一定是在凶手杀完人以后才被放到刀尖上，而且接着又用在盘子里发现的火柴棒反复地烧焦。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且刀尖上面插着的烧焦的软木塞会有什么作用呢？它是一个粗糙但有效的书写工具。刀子本身就是笔杆，而刀尖上碳化了的软木塞的边缘能留下清晰可读的痕迹。换句话说，凶手在犯下罪行之后出于自己的某种原因写下了什么东西。」
「那你认为凶手为什么不使用更简便的工具呢？」
「因为手头上没有。在那间屋子里和受害者身上都没有钢笔、铅笔或任何的书写工具——除了作为礼物的那套文具中有钢笔和墨水池。但是钢笔里和墨水池里都是干的，因为是新买的还没有往里面灌墨水。所以，如果凶手想写东西，而他自己身上又没有书写工具，他就会这么做。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软木塞，当然是那套文具中的。很可能，为了实施犯罪，他已经把它拿了出来。所以在需要写东西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如果是在剧场里，打个比方，是不可能用烧焦的软木塞作为书写工具的。」
「你是否听到过检察官在指控被告的过程中提到过这个烧焦的软木塞呢？」
「没有。」
「在现场发现过纸条或任何书写的信息吗？」
「没有。」
「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很明白，纸条之类的东西被带走了。如果凶手要写个纸条，一定是写给什么人的。从逻辑上很容易想到，是后者把纸条带走了。这是本案原来没有涉及过的一个新的因素。即使是凶手本人带走这个纸条，虽然听上去有些荒唐，这个简单的事实也是检察官所不能解释的。」
埃勒里和波林杰在证人席面前争论了近一个小时。波林杰的观点认为埃勒里不是一名合格的证人。其一，他本人是被告人的朋友；其二，他的证言多是「理论多于实际」。
埃勒里最后走下证人席的时候，他们俩都争论得满头大汗。然而，舆论界普遍认为辩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一分。
从这以后，比尔好像变了个人。他眼中表现出的自信也开始影响着陪审团的成员们。第二号陪审员是一位精明的特伦顿商人，原来他一直坐在那儿毫无表情，好像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和他都没有关系。现在，这种冷漠消失了，人们看到他和旁边的人热烈地交谈。陪审团的其他成员看上去也比前几天热心多了。
最后一天的上午，在和几位相对不太重要的辩方证人谈过话以后，比尔小心谨慎地走入法庭，每个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但已经不像前几天那样严重了。他用挑战的目光扫过整个法庭，使得波林杰心中暗自打鼓。
他没有浪费时间：「杰西卡·博登·金鲍尔请上证人席。」
坐在检察官桌子后面的安德丽亚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金鲍尔夫人看上去非常气愤，她与自从开庭以来一直坐在波林杰旁边的弗吕赫参议员急匆匆地交谈了几句之后，就稳定了一下情绪，走上证人席。
比尔问了她一些激烈的问题，使得波林杰不住地打断他。这些严厉的问题也把金鲍尔夫人气得脸色发白。当他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尽管她强烈地反驳，还是给人留下了金鲍尔夫人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杀死金鲍尔的动机这个印象。
为了缓和人们的印象，波林杰在发问的时候尽量把她描绘成一个温柔、被人误解的女人，不但没有从不幸的婚姻得到安慰，反而要为金鲍尔所犯的错误受过。他还举出了她在凶杀案发生当晚的活动的证据。她在沃尔多夫参加慈善舞会。比尔曾对此提出了疑问，暗示她有可能偷偷地溜出去作案。但波林杰证明如果她偷偷跑出去，驱车50英里来回是不可能没人发现的。
比尔立刻传唤了格罗夫纳·芬奇出庭作证。他作为国民人寿保险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证明金鲍尔夫人直到金鲍尔先生被杀前的几个星期之前一直是他的保险受益人。尽管芬奇矢口否认，比尔还是提出了金鲍尔夫人有可能通过他知道了有关保险受益人被更改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比尔重提了芬奇在凶杀案发生当晚对德琼说过的话——那就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溜出来杀死他。」
波林杰为了反驳这一说法，拿出了当时速记的笔录：「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会溜出来，开车到这儿把乔·金鲍尔杀死，我认为你的假设在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接着，他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芬奇先生？」
「我的意思是在理论上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但我同时也指出这是荒唐的……」
「你是否要说明金鲍尔夫人可能当晚会从沃尔多夫的慈善舞会离开一段时间？」
「金鲍尔夫人那里晚上根本就没离开过。」
「你是否告诉过金鲍尔夫人他的丈夫突然改动了他的保险受益人？」
「从来没有。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能证明我曾经暗示过金鲍尔夫人有关金鲍尔先生变更保险受益人的事。」
「好了，我的问题完了。芬奇先生。」
比尔站起来，清晰地喊道：「安德丽亚·金鲍尔。」
安德丽亚一步一步地走向证人席，就好像是在走一段很长的路。她的眼睛向下看着地面，颤抖的双手紧握在胸前，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经过正式宣誓后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精神有些恍惚。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感觉会有他们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波林杰坐在他的座位上咬着手指，他后面的金鲍尔家族的人显得惴惴不安。
比尔靠在证人席的栏杆上盯着她，直到她的眼睛像被磁力吸引一样抬起来看着他。没人会知道在他们之间这几英寸的空间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但是大家发现他们俩个在目光交错以后显得更不自然，比尔把目光转移到后面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