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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立民终于下了决心地摁灭烟蒂，抬起头睃了小乐一眼，用办案子特有的认真口吻说：“好吧，我帮你这个忙。官司打不打得赢，我可说不准，”他沉吟了一下，“不过，按照法律，你首先得去找劳动局，找劳动仲裁委员会，向那个包工头索求工商赔偿，如果他不肯赔付，再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
包立民讲的是专业法律知识，小乐听了像个小学生那样连连点头，觉得自己又长了不少见识，对包立民充满了感激，一口一个“二叔”，那股亲热劲儿，仿佛包燕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自己一样。
末了，包立民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小乐，你和包燕的那个手续，是不是去办了，拖长了对你自己也不利嘛。”
小乐马上满口应允道：“行，二叔，我听你的，过两天我就去把这事儿办啦。”
那会儿，小乐满脑子都是“官司”的事儿，对他和包燕的事，早已看得无足轻重了。
且说小乐为打官司的事儿四处奔走的那几天，他爹钱高粱呆在租住的民房里可是度日如年。他的腿上还绑着夹板，没人搀护根本不能下地走路，只得整天躺在床上，肚子饿了就吃一包方便面，小乐从经销店批发了整整一箱，够他吃一阵子的。大小便也只好用小乐买回来的马桶，没过两天，屋子里就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来了。有一次他实在渴得慌，想下床用“热得快”烧点儿开水喝，可他扶着墙壁刚走两步，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把额头都磕破了。他抱着那像木头一样沉重的伤腿，在地上坐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回到床上，浑身滋滋地冒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老狗。从那以后，钱高粱就死心塌地的呆在床上，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他像一个囚徒似的困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天只能从窗口估摸是上午还是下午，是白天还是夜晚。身体虽然动弹不了，但他的大脑却是一刻也没闲着，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千百倍。钱高粱最惦记的当然是小乐在外面究竟在忙乎些什么，他对打官司的事完全一窍不通，因此他根本不指望自己能为小乐出什么主意，何况这件事整个儿是儿子摆布的，他自己两眼一抹黑，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位置，就好像小乐是他爹，他倒成了儿子，自己被绑架了一样。前面是坦途还是深渊，是福还是祸，由不得他了；不想这事儿还好，一想反倒坐卧不安，烦心透了。所以后来，钱高粱索性不想它了，躺在床上哼起了跳丧鼓歌。这成了钱高粱挨磨时光的唯一方式。他还记着范五一邀他为龙师的丧事唱孝歌的事儿，出了这档子事，失去了一次孝敬师父的机会，他做梦都感到不安，他寻思等自己腿好以后，到龙师的周年忌日时，说什么也得为师父好好唱一通宵，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钱高粱在对龙师的怀念和愧疚中，哼唱着他所能记得的每一部跳丧鼓歌本，从《薛仁贵征东》到《七侠五义》；从《孟姜女哭夫》到《罗成显魂》，他的嗓音起初很小，慢慢地就放开来，连外面的行人和附近的居民也听得见了，认识钱高粱的人似乎这才想起他从前作为一名跳丧鼓歌师的职业，不禁停下步或蹑手蹑脚地凑过来贴着墙根侧耳聆听。钱高粱似乎察觉到了屋子外面有人偷听，但他不仅没有降低嗓音，反而提高了歌喉。钱高粱的歌声显然没有过去那么高亢嘹亮悠扬了，而变得像一根破裂的竹竿儿，或者一台老式留声机里发出的声音，低沉，沙哑和发涩，尤其唱到高音处时，明显地有些中气不足。有时，由于声带用力过度，牵动了受伤的腿部神经，剧烈的疼痛迫使钱高粱的歌声突然中止，仿佛留声机的磁头因老化而滑出了唱盘，唱片发出一阵阵嘶嘶的空转声。过了一会儿，歌声才又颤悠悠地响起来，使屋外偷听的人不由自主地舒了一口气。
此时的钱高粱被自己的歌唱带到了另一个时空，他乘着歌声的翅膀，穿越重重时间的帷幕，回到了他作为一名跳丧鼓歌师度过的那些年轻而美好的岁月。他与龙师和范五一等师兄师弟们背着牛皮大鼓，夹着两片金光闪闪的叶子，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从一个跳丧鼓歌场到另一个跳丧鼓歌场，用歌声送走了一拨又一拨贫病而亡或者无疾而终的老人。那时候，他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包围之中，显得多么年轻，多么意气风发！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孤儿，难道这不值得他一辈子自豪吗？但钱高粱的歌唱再一次中断，腿部的疼痛迫使他像被折断翅膀的鸟儿回到这间牢房一样的黑屋子里，他恍然嗅到了一股从床上和屋子里发出来的刺鼻尿臊味儿和腿上绷带的石膏味儿。他想起已经作古的龙师，一阵只有老年人才有的伤感倏然袭来。唱了一辈子跳丧鼓的龙师死后竟然没有人唱一夜跳丧鼓为他送葬，那么我呢？我死后谁来唱跳丧鼓为我送葬？这个念头从钱高粱的脑海里一闪过，他打了个寒颤，歌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你们在搞么事？”门外传来一声喝斥，是小乐回来了，他见有人贴着墙根偷听，还以为他爹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门，走进屋子，看见钱高粱躺在床上没事，才松了口气。
小乐看见屋子里乱糟糟的，方便面盒子撒了一地，水瓢，热得快和凳子等物件，都像他爹那双骨折错位的伤腿一样，东歪西倒的；放在床下的马桶边缘沾满了斑斑点点的屎尿的印迹，一股臭气直往鼻子里钻。小乐不由皱了皱眉头。按理说他应该把屋子打扫一下，但他大概在外面奔波得实在太累了，一屁股坐在一把矮凳子上；如果屋子里不是只有一张床，而且被钱高粱占据着，他真想好好地睡上一大觉呢。
钱高粱像一棵霜打的茄子那样蔫不拉几地歪在床上，不声不响地瞅着他的儿子小乐，像一个等待救援的落水者。父子俩的目光对接在一起，小乐很容易读出了他爹眼神里的含义。他最迫切地希望了解这几天自己在外面进展如何，他心里想问，嘴里却偏偏不说。这个老家伙，总这么喜欢装模作样。小乐想，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小乐觉得他太了解自己这个爹了。越是这样，小乐越是磨蹭着不说话，似乎在吊他爹的胃口。这种同小乐以前奉娘的旨意进城向钱高粱要钱时的情形有点相似，钱高粱每次掏钱时也是这么磨磨蹭蹭的。父子俩像在做一场心理游戏，那时候，做父亲的在游戏中明显地站在上风，现在呢，做儿子的同做父亲的交换了位置，轮到他站在上风了。小乐觉得扬眉吐气，仿佛他已经稳操胜券了似的。当然，小乐并不是想打败他爹，而是想以此牢牢掌握游戏的主动权，像编织绳索那样，将爹紧紧系在他这辆已经开动的战车上，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任凭钱高粱左右了。所以，小乐故意躲闪开钱高粱的目光，慢吞吞地将一张塞在裤兜里弄得皱巴巴的晚报打开来，搜寻着他感兴趣的内容。小乐几乎每天都要买一份晚报，尤其是法制版的内容，他总是反反复复要看好几遍的。
在这场不动声色的心理较量中，拖着一双伤腿躺在床上的钱高粱，显然处于劣势地位，他很快沉不住气了，终于问小乐：“事情……到底么样了？”
小乐似乎一直在等着他爹问这句话，目光从报纸上挪开，瞥了钱高梁一眼，说：“劳动仲裁委员会把姓张的和姓周的都找去了，我让他们赔五万，他们只肯给2000块钱，多一分钱也不干。这两个王八蛋！”
“我就晓得会这样。”钱高粱听完，叹了口气，“这下连医院也回不去了，我这腿……你说哪么办？”
“哪么办？调解无效，我们就可以去法院告他们了！”小乐冷笑了一声，说，“这次可不是五万，我要他们赔付十万。”
钱高粱道：“你这是疯了咧，你当开法院的是咱亲戚？”
小乐道：“不是亲戚也没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说，我二叔都给我打保票了，人家可是这城里的大律师，接过上百上千的案子，还没输过一件呢！”
钱高粱对儿子的话半信半疑，心里嘀咕：你媳妇跟别人跑了至今都没个影儿，她那二叔还能靠得住？别是见了鸡毛当令箭吧！但小乐那副胸有成竹的神气，使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把案子交给二叔，什么也不用着我担心。我现在操心的是，那十万块钱到手以后怎么花。”小乐像个当家人那样用商量家事的口气对钱高粱说。仿佛那十万块钱已经装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