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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像神在点击着
我心中最黑暗的部分
这也是每天，最神圣的时刻呵
坐在女儿的琴声里
我终于听见，年轻时的心跳
为了热爱，我抚摩琴键
我试图把身体里所有暗合音乐的起伏
都交给女儿，由她一人
独自弹奏
女儿的浮雕
雪从雪的家乡，一路潦草地
向长安走来
像一群离去很久的大雁
要把天空也放不下的牵挂
还给大地
我苦读童话的女儿
用她触疼黑白琴键的手指
抚摸草丛里落雪时的样子
很像面对
一位美丽的公主，浮上脸的表情
应该比琴声丰富
沿着某个音符，不停流动的方向
她的手指，触键一样地
向城墙伸去
我在书屋里，叩不响的春天
被她突然叩响了
灰色的城墙上，她正用一片白色的雪
一个人替我涂写，长安冬天里的诗句
谁热泪盈眶地告诉我：城墙
这长安的琴盘呵
被她浴雪弹出，很久藏在
泥土里的声音
望着女儿稚气未消的背影
我把她涂上城墙的一片雪，当成一件
没有完成的浮雕，替缺少浮雕的
长安，在心中藏好
女儿的乐神
被一双音乐的手牵引着
七岁的莫扎特，熟练地从欧洲走来
像代替神，传播所有在天堂里
飘扬已久的声音
而暗藏在女儿的琴键上
莫扎特，多像一串神秘的音符
被一根洁白的羽毛
很浪漫地抒写着
欧洲画满神话的大地
七岁的脚步，踩过泥土
像乐神在一方毛边的纸上
不停地点播
高贵的种子。一片向日的
葵花，朝着天空深处的
音乐，开始旋转
女儿单纯的眼神，落在
琴键以外的地方
更像一汪音乐喷泉
白天或黑夜，驻守在琴键上
七岁的莫扎特
带着生命中的七个音符
茫然地游走。女儿敏感的手指
也沿着敏感的琴键
反复地超越年龄，触摸一位
少年的悲鸣
天真地在琴声里，倾听
一位乐神的名字
女儿还很简单的内心
开始想在琴键上，诉说些什么
女儿的手指
除过母亲的手指
这是我握得最多的一双呵
她很像众神
从一个遥远且神秘的地方
带着体温，递给我的
一段音乐
很多时候，女儿的手指
总是从背后递过来
像把一种丝绸的感觉，悄悄放在
我需要最亲近的人
倾诉或抚摸的心上
她被琴键，磨练得动人的手指
握有众神享用过的音乐
作为礼物，我不敢过多地
接受或私藏
其实，我最想看她
用流动着一位诗人血液的手指
弹奏马勒的《大地之歌》
并且告诉她
我们不要天堂，要大地
要我的母亲，一样朴素的大地呵
还要用一生，贴近她的某个部位
像千只蝴蝶，把飞翔
放在一片草叶上
如果我的骨头，能够打磨出
几枚雪白的琴键
我一定和女儿的手指
做最亲密地接触！
太阳或者其他（组诗）
■�
太阳般的细节
那些具体爱我的细节，至今
仍在宽大的阳光下泛光
比如母亲，捧着葵花
把我围在她的身体里
比如逆向的河流上
一条船载着父亲宽厚的嗓门
比如阳光普照的屋檐下
一个女人的目光
接近了篝火的亮级
这些带着花蕊滋味的细节
光一样在我体内站立着
无数个肌肤般的名字集聚在舌尖
沉静、转动直至摇晃整个肉体
这时，我察觉
在我的阳光里
倒卧着无数个太阳的灰烬
鸟鸣
喧杂的鸟鸣让耳朵失聪于黄嫩嫩的阳光
它完整、巨大，我懒散、疲软
这时正好中午，所有的举止怪异
——鸟声停满树梢，似风吹般摇晃
没有跌落一滴下来
就像好多好多的灯火在旷野上奔跑
就像
一盏灯火，在黑夜一潭静寂的水里燃烧
它们都不属于我
所以，一只鸟的叫声
是我向往的，哪怕
触摸一下灯火的影子，或者
鸟声飘过后的残息
它们都会让我联想到母亲
联想到数十年前沉没于黑暗中的余温
从这些记忆中爬上祖宅的屋顶
伸手。那只鸟巢
意料之中地空空荡荡
太阳光是锋利的
一束太阳光的锋利
能穿透墙，划出窄长的裂缝
让一些鸟蜷缩在里面
响出尖锐的滑音
就仿佛一个生命正拥抱着刀刃
倒下
一道金色的印痕残留在表皮上
和我留存过的温暖一样
用丝绢包好，收藏住贴身的阳光
某个电闪过后的晌午
那脾性内在的暴躁突发，泛滥在金光的水域
站立、趴伏。蒸腾出古铜色的泡沫
我守着唾骂过完莫名的下午
第二大，金色枯萎了
褐色的硬准确扎在我的脆弱上
使我卷起的一角惨白地疼锋利的痛
我站在和平的背后
我仅仅站在一只白鸽的背后
在一个直掉冰碴的时刻，太阳抹在了冰刃的锋口
和一只耷拉了所有羽毛的生物接触，目光
若冰锥尖端晃动的光阴，被抽去了所有的活水
我与白鸽的影子孤单在一起
谈不上相互取暖
和平游丝般飘移着。滞留于空间的血痕
透明，微微开闭
我假想飞临到白鸽的跟前，面对面
却想不出把生硬的手掌放在何处
罗伯特·乔丹形象的多维审视
■ 苏顺强
1940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战地钟声》（又译《丧钟为谁而鸣》）出版了。这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国内赢得了一片喝彩，被誉为“海明威所写的最精美最丰富的小说”，①而且我国著名翻译家吴劳先生也认为它“可被看作他的代表作而无愧”。②然而，对于在海明威创作生涯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国内评论界却鲜有专题评论，即便是在综合性评论中，也往往是简单地给他戴上一顶“反法西斯英雄”或“共和主义战士”的大帽子。实际上，海明威本人是反对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只有才能不大的人才具有阶级意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经久不衰的，不管它的政治观点如何”。③因此笔者认为，目前评论界对乔丹的认识远不够全面和深入，而且现有评介不仅与海明威的创作初衷相违背，而且远不能涵盖乔丹形象的全部内涵。鉴于此，本文拟把乔丹视作一个为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而战斗的美国人，从英雄性、悲观性、人性及悲剧性等方面入手，对乔丹形象进行多维度的审美分析，以还原其本来面目及生命力，同时也可印证海明威对文学真实性的不懈追求。
一、崇高的英雄性
1936年初秋到1939年春的西班牙内战，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是国际进步力量与法西斯势力间的第一次殊死较量。因为多种原因，这场战争以法西斯势力的胜利而告终。一生对西班牙热爱有加的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并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战地钟声》。因此，可以认为小说是对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深刻反思的结果。当然，海明威的反思不会是孤立和狭隘的，从小说来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John Donne）《祈祷文集》的标题及卷首题词的深刻含义即可明了，这一反思不仅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也不仅是关于欧洲的，更是关于整个人类的。
乔丹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依照“英雄性是指个体为群体而行动时所显示出的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④的美学理论来考察，他首先具有美学意义上的英雄性特征。第一，乔丹作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西班牙语讲师，来到西班牙内战前线和西班牙“共和国”及国际民主进步力量一起，反对以佛朗哥为代表的国际法西斯势力。乔丹主动加入这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