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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钱高粱由小乐用板车拉着穿过大半个城市，找到那座房子时，他差点儿认不出来了。楼房外部又增加了许多复杂的装饰，看上去更加像一座宫殿了。更重要的是楼房四周围起了一道足足有两三米高的铁栅栏，每一根铁栅锋利得像箭镞似的，齐刷刷地直指青天，让人忍不住要往后缩一缩脖子，产生一种冷飕飕的感觉。两扇大铁门关得严严实实，就差门两旁没站着警卫了。
钱高粱对瞧着铁皮大门发呆的小乐说：“还愣着搞么子，去叫门呵。”
同前些天嚷嚷着打官司那会儿相比，此时小乐完全像换了个人一样，变得毫无主张了。如果说这以前钱高粱得听他的，现在则是听他爹钱高粱的了。这会儿，小乐如梦初醒地看了他爹一眼，放下拉板车的绳套，举起拳头就要擂门，但临了他又犹豫一下，将拳头伸展开来，改为手掌，拍响了那扇用油漆漆成朱红色的铁皮大门。
嘭、嘭、嘭。拍门声很厚重，在钱高粱听起来，像他唱跳丧鼓场上的击鼓声，只不过没那么富有节奏。小乐不敢用力过重，他的手掌岂能跟那厚厚的铁皮较劲？即使这样，拍了两遍后他的手还是有点儿发胀，像蚂蚁咬了似的，麻麻的。他停顿了一下，正打算换一只手再拍门时，铁皮大门突然裂开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方窗，中间露出一张核桃似的老婆婆的脸孔来。一对灰白的眼珠在方框中像两颗布满灰尘的弹子那样，骨碌碌地转动着，怪怪的。“莫敲，莫敲。”老婆婆含糊不清地小声咕噜着，一边对小乐歪歪丝瓜瓤样的嘴巴，“按那个，那个……”
小乐没明白过来她的意思，只得后退了半步，转过脸去瞟他爹，一副没出息的样子。钱高粱这时已经认出那是张大奎的妈了。只不过大奎妈的目光还没落到他这儿，他一时没吭声。去年她还没来呢，现在楼房装修好了，张大奎把他妈接进城来享福了。这是尽孝心呵。
大奎妈的那对弹子似的眼珠总算转到钱高粱身上，认出他来了。大奎爹死得早，过世时还是他钱高粱唱的跳丧鼓嘛。那次在钱高粱的歌唱生涯中恐怕算是一个高峰了吧，他接连唱了两夜，唱完《琵琶记》又唱《罗成显魂》，嗓子都唱哑了。他的歌声在平原的夜空像长了翅膀一样，从一个村庄飞往另一个村庄，使得听歌的人源源不断地涌来，在大奎家门口围了一圈又一圈，喝采声一浪比一浪高，就差把搭在屋檐上的芦席掀翻。那是冬天哪，刀子似的北风裹着雪子儿，打在芦席上，落在人的脖子上，可人们一点也没有散去的意思，那种闹腾劲儿呵！那次范五一是鼓手，后来他笑道：“高粱，你要是再唱下去，我的手打鼓打断了不说，大奎爹恐怕也要从棺材里面爬出来听啦！”
你说大奎妈能不认出钱高粱来吗？“这是钱歌师、钱大兄弟吧？”大奎妈那对灰白的眼珠像一下子擦亮了似的，惊诧地瞅着斜靠在板车上的钱高粱，钱歌师，它那裹着脏兮兮的绷带的腿，那拐杖，“你这是……哪么搞的呀？”
钱高粱的脸戚戚的，舌头吮了吮干燥的上嘴唇，又吮了吮同样干燥的下嘴唇，却什么也没说，心里其实在说呢：哪么搞，问你儿子去呀，是真不晓得还是装糊涂？他记得大奎妈还对他说过，日后自己死了，是一定要请你钱歌师唱一夜跳丧鼓的，可这下他腿一瘫，恐怕就唱不成啦。
这会儿，小乐已经发现了装在铁门旁边的一个红色的按钮。他知道那是门铃。他学木匠时还亲手安装过，城里人都时兴装这玩意儿，按一下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响铃声或美妙的音乐呢。他正打算去按门铃时，可大铁门突然哐当一声打开了。大奎妈站在门口望着这父子俩，像欢迎亲戚那样笑眯眯地说：“大兄弟，快进来吧。”
父子俩反倒扭捏起来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似乎有点儿不敢相信，有点儿受宠若惊。钱高粱支支吾吾问了一句：“大、大奎呢？”大奎妈道：“大奎不在家哩，有事进来说吧，大兄弟。”钱高粱从敞开的铁门朝里望了望：“屋里没有……别人？”大奎妈道：“他们一天到晚在外面，也不晓得都忙些么事，让我这老婆子看家，连个说话的伴也没有。”听话音像是在抱怨，但看表情分明又是在炫耀，炫耀儿子的出息和自己的福气。
钱高粱对小乐使了个眼色，小乐就过来搀扶着他爹，走进了这座气派的楼房大院。
大奎妈看上去挺精神的，不仅没有以前见老，反倒年轻了几岁似的。晃动着两只粽子似的小脚，不停地给钱氏父子沏茶递烟，乡下那套招待客人的礼数一点也没落下。这倒让钱氏父子不大自在，甚至有点儿惴惴不安、心怀鬼胎了。莫非大奎妈真的不晓得我跟他儿子之间的事情，不晓得我把大奎告到了法院，我是“原告”，他儿子是我的“被告”？钱高粱一边纳闷地这么寻思，一边打量着这座曾经留下过自己汗水的楼房。当初他可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跟楼房的主人打一场还没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官司么？
如果大奎妈晓得了，还会这么热情地端茶递烟吗？想到这儿，钱高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有些坐不住了。他问大奎妈：“大奎么时候回来？”大奎妈道：“么时候回来？有时一天两天，有时十天半月都不见影子的，也从不跟我这个娘打声招呼！”她嘟哝着，这才想起什么似的问：“大兄弟，你有么事？要不等大奎回来我跟他讲一声？”钱高粱吞吞吐吐地说：“不了，我还是下次再来吧。”说完，他就又给像个保镖站在他身边的小乐使了个眼色，拿起拐杖，小乐就搀扶着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了。
过了两天，钱高粱又坐着小乐拉的板车，早早来到了张大奎家的门口。那扇深绿色铁皮大门仍然紧闭着，这次小乐没用巴掌拍门，而是按的门铃。门铃声有点像蛐蛐叫，听起来很欢畅，精神气十足的样子。小乐按了一下，没人开门；又按了一下，还是没开门；当他正要按第三下时，铁门上的那个小方窗悄悄拉开了一条缝，露出大奎妈那张老丝瓜样的脸孔来。“是……你们？”她像是怕别人听见似的压低着嗓门，上次的那种热情劲儿不见了，打量他们的眼神也与上次明显有些异样。
钱高粱见大奎妈这次丝毫没有开铁门让他们进去的意思，就咂了咂嘴巴，问：“大奎……他回家了吗？”
“没，没呢，”大奎妈说了半句，又把话咽了回去，“哦么，大奎他刚回家……又出去了。”话说得颠三倒四，不明不白。
钱高粱有几分狐疑地问：“他何时……回来？”像念跳丧鼓唱本的道白。
大奎妈支吾道：“我哪晓得？”
钱高粱瞥瞥小乐，似乎下了某种决心：“那我们等他吧。”说罢，将原本起身拄在手中的拐杖重新放回了板车。
大奎妈见状，那张多皱的脸显得有些呆滞，真正变成了木刻似的。“还是莫等了吧，大兄弟……”她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叹了口气，从小方窗口离开了。
钱氏父子就这样被撂在门外了，他们只得在外面等啦。从早上八九点多钟一直等到快中午了，也不见张大奎的影子。其间，大奎妈那张木刻似的脸至少在那个小方窗闪现了两三次，近乎于鬼鬼祟祟，一闪就不见了。十二点过后，这父子俩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快撑不住了，大奎妈这时又露了一下面。她将两瓶矿泉水递出窗外，对小乐摆动了几下：“喝口水再回去吧，你们等不到大奎的。”她话中有话地说。小乐犹豫了一下，上前接过了矿泉水，一瓶自己拿着，另一瓶递给他爹。钱高粱却不接，小乐不耐烦了，给他放在板车上，自己拧开瓶盖，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地喝起来。钱高粱使劲咽下口水，冷不丁问了一句：“大奎说甚么了？”大奎妈没回答，却眼神怪怪地瞧着他：“大兄弟，你这腿……你把大奎给告了？”钱高粱一愣，竟不知如何回答。“不是我不想开门，是大奎他吩咐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