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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这是吏部文选句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人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半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尽管衣着比纨绔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