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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看来这似乎很清楚，只有亲身经历这些英国空军特别部队行动的人才能描述得如此生动、提供如此详尽的细节。
这一披露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美国众议院的发言人蒂普·奥尼尔，他经常因其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指责而受到他的美籍爱尔兰同胞的攻击，现在却参与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英国在爱尔兰终止一切秘密活动。新闻通讯社立刻采用了拉特福特的故事，并确保它刊登在全国几千家报纸上。甚至令人敬畏的《纽约时报》，一向对《纽约每日新闻》这份大众化的报纸不屑一顾，也承认了这几篇文章的影响力。《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版撰稿人甚至暗示，这些文章的作者肯定会把普利策奖收入囊中。
为此，他父亲一定高兴了至少三天，因为这样的成功是多数新闻记者做梦都不敢想的事。那些天一定是道贺声不绝于耳、庆功酒接连不断。他的新闻稿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十年中重大新闻故事之一，他一定沉浸在了成功的喜悦中。
接着，屋顶却坍塌了下来。他的第一篇文章刊出后四天，伦敦的《星期日时报》也在头版开始了轰炸。它明确宣称拉特福特系列文章没有任何依据，它们的供稿人塞缪尔·拉特福特是一个头号大骗子、臭名昭著的说谎者。不要说他没有在北爱尔兰服役过，他的军旅生涯也只是意味着英国本土防卫自卫队里的短期临时成员，他和英国空军特别部队惟一的关联就是周末寂寞时他去参观过他们在赫里福郡的训练设施。更令人不齿的是，拉特福特曾经在六十年代被判犯有诈骗罪，而且做了三年牢。
舆论哗然，甚至上了国家晚间电视新闻，连文章本身最初引起的反响都相形见绌。在华盛顿，蒂普·奥尼尔对一名穷追不舍的记者说了七次“无可奉告”，同时，众议院的决议也匆匆忙忙地取消了。英国大使声称自己“很高兴，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在纽约，《纽约每日新闻》史无前例地在头版刊登了撤销声明，登载了一篇社论，其中漠然的悔罪态度引人注目，随即，报社立刻解雇了他父亲。所有这些，《纽约时报》都痛痛快快地进行了报道，其早先对原文的叙述决没有如此详尽。
两个月以后，他父亲的死在该报的都市版上只落得个一英寸长的新闻，而《纽约每日新闻》干脆连任何报道都没有。
这位年轻人回到了英国，有关他的发现，他没有对他母亲吐露半个字，更不用说对他讨厌的继父了。他不愿意过多谈及美国的汽车旅行，他们也只是认为他不太爱说话。
内心深处，他却是心潮难平，既感到困惑，又感到耻辱。他父亲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他怎么会受了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骗子的愚弄——他的真名，据披露，甚至都不叫拉特福特？写出这些不足采信的文章的那位轻易上当的作者果真是他记忆中的那个人吗？一个无畏、自信、无忧无虑的人——让他的儿子如此尊敬、仰慕、念念不忘？
这个年轻人深感痛苦，在牛津大学读书的第一年，他是在痛苦中度过的。面对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发现不论是学业还是社交都提不起他的精神，他不理解。他的课程作业做的非常认真，但是他不和人交往，苦苦思索着他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的东西，他现在认为这种继承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玷污了。他甚至沉溺于宗教，恪守任何绝对正统的行为：仿效着他记忆中的父亲从来不是的那种人。
是欧菲兰挽救了他，虽然，就他自己而言，面对这位导师自己最终的背叛，一切感激早已烟消云散。
第二年，他在圣西尔达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这是一所女子学院，异乎寻常地坚持着不收男生的原则。她的左翼思想十分鲜明。她请他一同去听一个政治演说，系列讲座中的一场，在老消防站剧院举行。他去了，演讲乏味之极——演讲者，一个1968年“巴黎叛乱”中的老兵，讲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的“战斗”以及共和国治安部队防暴警察的罪行，拖拖拉拉地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当那个女孩邀请他参加下一个演讲的时候，他刚想拒绝却看到了演讲的题目：“从波士顿到贝尔法斯特：英国在北爱尔兰和海外的肮脏战争”。大概是这个题目吧。演讲者是本校某个学院的讲师。
结果，他的左翼朋友倒没有听完讲座，因此，他独自一人坐着。听众只有二十人左右，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之类的人。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用温和的语调（只有一点点爱尔兰音）讲述着他所说的英国人事实上所做的一切。
演讲的主题并不复杂，类似于任何曾经在电视上听过的爱尔兰共和军发言人的言论：英国人绝对不是充当和平维护者的角色，他们只是想重新得到帝国占领时期的辉煌，他们会做出任何事（演讲者强调了“任何”一词）以保持这样的辉煌。
但是，这位大学生听众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很快就完全沉浸到他的演讲中去了，因为那些充满民族主义者虔敬用语的开场白结束后，利亚姆·欧菲兰（这是演讲者的名字）开始口齿伶俐、满腔激情地谈论一个秘而不宣的射杀政策，他说英国空军特别部队正在北爱尔兰执行这项政策。让这位年轻学生十分惊讶的是，欧菲兰甚至提到了他父亲的文章中曾经出现过的阿玛格乡村无辜农民的谋杀事件。
后来，他走到那位年轻教员近旁，一些爱尔兰追随者和那个教员闲聊的时候，他在一旁耐心地等候着。轮到他说话的时候，他问，演讲中的很多指控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认为是不实之辞，这是否不是真的。
“你是什么意思？”欧菲兰厉声问道。“不实之辞，如何证明？”
哦，他解释道，纽约不是发生了一起丑闻吗？一位记者所作的指控和今晚的演讲不无近似之处，那位记者要么是和那个骗子相互勾结，要么是受了那个骗子的蒙蔽。他的指控从一开始就是捏造出来的。
欧菲兰的神情足以让他瞠目结舌。“实事求是地说，你们这些英国人，”他说，“你们那些乏味的媒体说什么你们都会相信。整件事都是一个圈套。那个称自己为拉特福特的人——他提供了那些故事——是英国情报部门安插的间谍。那位可怜的新闻记者不会有任何机会。他所写的大部分内容绝对真实，但是，拉特福特为他设了一个局，因而也就没有人会相信了。情报部门可真是聪明绝顶。”说这话时，他没有任何赞赏之意。他耸耸肩又补充道：“听了我的话，你也许不会相信。”
看到那个学生的脸，他也许有些吃惊，因为那个学生正在点头，脸上还出现了一丝笑容——很长时间里他第一次微笑。“哦，我深信不疑。那个可怜的记者是我父亲。”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一种特殊的交往。欧菲兰对他呵护有加，而他也欣然接受了他的呵护，成为（当然是在私底下——他还继续读他的学位）那个男人的学生。他甚至装出对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民族主义感兴趣以取悦于这位导师，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参观游览了一番。纵使欧菲兰曾经怀疑过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事业的感情是否真诚，他也从来没有点破，因为那时他们已经谋划好了。无论如何，如果爱尔兰共和军意图把他安插到他们敌人的心脏里，谁会在意他内心深处的动机呢？
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那个年轻人全盘接受了欧菲兰的断言：他父亲是阴谋的牺牲品。阴谋者是谁？很可能是英国驻纽约领事馆，其“文化参赞”——通常由军情六处特工担任的职位——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加上几个亲英派美国官员，对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记者施加压力——转瞬间，一个生命被摧毁了。他父亲立刻被解雇，不仅名誉扫地，而且失去了谋生的手段，看着苦心经营了一生的事业在一份小报头版的诋毁中丧失了。从技术上讲，他也许是自杀，但是，以任何一种人道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起他杀。他们等于是把他从第五十九大街大桥推了下去，这就是他们手上的斑斑血迹。
多亏了欧菲兰他才得以看到杀害他父亲的那些凶手的真实面目——组成英国秩序的那些成员。人们还说这种秩序已经不复存在，简直一派胡言，随着飞机爬升到巡航高度，舍伍德这样想着。这种秩序不光存在，而且还更显得繁荣了。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他记得欧菲兰从一开始就把这一点看作是有利条件，并且逐渐劝说他不应该对自己显明的英国身份感到难堪，而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