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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韦瑟比注意到了达特默斯的停顿，便问道。
“好吧，”达特默斯带着一丝冷漠的语气说，“在这个国家，割断一个人的喉咙不是常见的杀人方法。”
“怎么讲？”
达特默斯停顿了一下。“我认为我们不得不设想这次谋杀和我们的调查有关。”
“我要求全力以赴调查此事，汤姆。我们必须得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汤姆听后点点头。“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韦瑟比说。停了一下，他问道：“有人告诉莉兹·卡莱尔了吗？”
“我想午饭后她就要回来了。”
韦瑟比看着达特默斯。他头脑聪明，这很明显，不只是因为他所取得的一流的学位。他自己要从巴基斯坦回来——经历了9·11事件后四年的艰苦岁月，谁又能责怪他呢？军情六处的杰弗里·费恩说他在那儿的表现非常突出。但是，他也让人猜不透。韦瑟比从没有见过他流露出什么情感。
韦瑟比说：“得有人告诉她‘杏仁软糖’的死讯。本该是我来做的，不过半个小时后我得去见内务大臣。我要对‘杏仁软糖’的死作出解释。戴夫·阿姆斯特朗在哪儿？”
达特默斯轻轻叹了口气：“他和警方一起去和‘杏仁软糖’的父母谈话了。”过了一分钟，他淡淡地说：“我会告诉莉兹的，查尔斯。毕竟这是我负责的行动。”
韦瑟比点点头。他再次看着窗外，似乎陷入了沉思。沉思过后，他转向了达特默斯。“我想还得你去。”他做了最后的决定。
达特默斯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韦瑟比语速很快地继续发布命令：“警方现在已接手此案，他们认为这是一起谋杀。让他们传讯书店的人，我们得和他们谈谈。你得格外小心。也许他们中有人会说些什么，不过我怀疑他们不会知道很多。如果阿布·赛伊德在巴基斯坦操纵此事，他们也许出于礼貌让他使用过这个商店，但他们对另外三个人的身份可能一无所知。你说过六处的人正在那边监视阿布·赛伊德。把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六处。任何与英国方面的联系，无论其多么无关紧要，都应该提交给我们。联系荷兰方面，看看他们的调查行动是否有什么收获。”
他停了一会儿，苦苦地思索着，眉头紧锁，神情专注。“今天收工前，我想和你们开个会，你、戴夫，还有朱迪思·斯普拉特。”他想了一秒钟，又加了一句，“我想莉兹·卡莱尔也应该到场。”
达特默斯似乎有些吃惊。“我原以为她正在执行另一个任务。”
“是的，”韦瑟比简短地说，“但在戴夫之前，‘杏仁软糖’由她负责联络；她也许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他叹了口气，拽拽衬衫的两只袖口，直到它们都只露出外套半英寸。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领带结，站起身来。“我想到处走走。”得知“杏仁软糖”的死讯后，韦瑟比知道特工管理员们的情绪一定很郁闷，而他的支持很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边往门口走边说，“我们丧失了书店那帮人的线索。”
“我知道。”达特默斯镇定地说，起身离开。这一次，韦瑟比感觉他的镇定自若没有多少意义。
十七
莉兹在见过欧菲兰之后不久就从贝尔法斯特给佩吉·金索文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上午八点三十分，佩吉已经坐在了从维多利亚开往牛津的长途汽车上。
今天她终于能进行个人档案的调查工作了。这是她的专长，尽管她很高兴莉兹让她参与一些访谈。从莉兹那里佩吉学到了很多。
她对莉兹如何针对访谈对象调整方法印象深刻。对待有些对象要像榨橘子汁一样；有些要连哄带骗；还有一些则要积极鼓励。甚至那些开始时就像蛤蜊一样嘴巴紧闭的人过了三四十分钟后居然也被撬开了嘴巴。
但今天，佩吉要做的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接到莉兹的电话后，她开始搜寻利亚姆·欧菲兰的资料，掘出了仅有的事实。当汽车经过威康比高原驶往切尔特恩斯陡坡的时候，她把查到的资料又在心中回顾了一遍。
他1964年生于利物浦，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英格兰人；利亚姆十岁时父亲离开家，利亚姆和母亲回到爱尔兰，桑迪科夫，都柏林的郊区；他获得都柏林大学学院的奖学金，他学业优秀——历史学第一名且特别优秀，还获得了“德·瓦勒拉奖”美裔爱尔兰政治领袖（1882—1975），参与了1916年的都柏林复活节起义，1918年到1926年任新芬党主席，随后连任三届爱尔兰自由邦首相，并于1959—1973年担任爱尔兰共和国的首位总统。（不管那是什么，佩吉心中暗想，我都要把它弄清楚）。
他的博士论文《巴内尔和英国的秩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获得初级研究员职位，两年后辞职，接受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爱尔兰研究所终身职位。未婚。
那只是个骨架，现在佩吉希望她的牛津之行能给骨头上添些肉。汽车从海丁顿山呼啸而下，到了普雷恩环行路口交通越来越拥挤，车速也慢了下来，随后，汽车穿过米格兰大桥，停在皇后街对面，佩吉在这里下了车。今天有点雾蒙蒙的，天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云，但是比较暖和。穿过高街，佩吉停下脚步，脱掉雨衣。她真想喝杯咖啡，但她今天要完成的任务非常繁重，而且她还想当天晚上赶回伦敦。
她的阅览证仍然有效，因此她直接去了新博德利图书馆。这是一栋用黄石砌成的方形建筑，看上去有些古怪。这栋楼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紧邻布莱克韦尔书店的拐角。
截止下午一点，她已经翻阅了《牛津学报》、《今日牛津》以及《牛津杂志》五年的内容，查找任何有关欧菲兰的资料，但她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什么也没发现。
官方出版物就这些了。她知道在一些不起眼的昙花一现的出版物上往往能有最有趣的发现。因此她请求查阅档案馆存放的一份学生报纸——《谢尔井》牛津大学一报刊名，由牛津大学学者出版社出版，自1920年起在学年间发行，1997年出现了网络版。其内容丰富，几乎覆盖了大学内的所有学术、非学术的事件。，这份报纸学期中每两周出一期，登载的都是一些非官方的内容。没过多久，一点四十分，她在1991年4月4日那一期的倒数第二页上看到了栏目名称为“讲座”的一个列表。这些都是课程之外的讲座，有些题目很严肃（“谢尔丹尼剧院，安东尼娅·弗莱瑟著名传记女作家。：漫谈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有些题目比较轻松（“新学院牛津大学的一所学院，成立于1379年。学生活动室，朋克音乐和我：一部个人历史”）。
列表中段有一个副标题，“战斗的演讲”，下面列了一些安排在老消防站剧院举行的周系列讲座。每人四英镑，讲座后提供葡萄酒和啤酒，参加人员不限。将要举行的三场讲座分别是：“矿工的斗争”，讲座人是工党议员；“性和性别歧视”，讲座人是《男人的肋骨》英国最著名的女性杂志之一，1972年6月创刊。杂志的前编辑；“题目待定”，讲座人是利亚姆·欧菲兰，圣安东尼学院讲师、作家。
标题好得很，佩吉没好气地想，找到欧菲兰名字后的一丁点得意在“题目待定”面前消失殆尽。也许那根本就不重要。考虑到他的简历，这个演讲无疑是关于巴内尔的。但这还是让她有点懊恼：她不喜欢信息空缺，尤其是在她自己的调查中。
她对管理员解释了她所面临的难题。那位女管理员很热心，戴着眼镜，穿一件黑色T恤，年纪看上去和佩吉相仿。“你说你查了《谢尔井》，你查《牛津学报》了吗？”
“学报里没有相关内容。”
“《牛津杂志》呢？”
“也没有。”
那位年轻女士耸耸肩。“恐怕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了。你瞧，如果这不是官方安排的讲座，我想不出你还能到哪儿去找。他们也许张贴过海报，但海报我们是不存档的。”
佩吉谢过这位女士，起身要走。“当然还有《日常活动》，”这位女士又想到了一点。“但它并不是出版物。我怀疑不会有人保存那些过期的东西——至少不会保留那么久远的。”
佩吉回想起来了：这张报纸版面相当大，只有一版，每天一期，上面什么都有，从房间出租到自行车买卖。音乐会、赛艇、诗会——事无巨细都可以登在这张三英尺大的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