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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圣韬所说的那个被“脐带勒死”的女婴，当然也是“行”字辈。八月初七那天——这是葛任的生日，当家人发现那个脖缠脐带的女孩不哭不闹，脸色青紫，就把她放进一个草篮里，扔到了济水河边。在这里，我要事先透露一点，那个女孩其实并没有死去，而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就是我的姑祖母。而我的母亲，即葛任的女儿，应该是“正”字辈。
我曾两次到过葛任的出生地青埂镇。青埂镇因背靠青埂山而得名。它还像旧时图中所绘，没有什么变更。冬天，青埂山上点缀着朵朵白雪。春天，雪化了以后，山间小溪汇成一条小河，流经青埂镇和镇上的那个石桥麒麟桥，也就是葛任降生的地方。青埂镇还有葛任的侄子。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叔。他名叫葛正新。和别人一样，他也认为葛任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他向我讲述了葛任出生时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姑祖母被当成死婴扔掉之事。不用说，这都是他从一些老人们那里听来的。他的说法与白圣韬的自述，基本相似：
听说，我叔叔（指葛任）是在游行时生的。这就是命。那家伙后来走南闯北，一会儿往日本跑，一会儿往苏联跑。对，现在叫独联体了。反正从来没有消停过，最后死也是死到了外地，叫什么二里岗。你不信命不行。
老人们都说，生他的时候是正晌午，地上的日影比手指头还短。生完他，又生了一个，是个女孩。可她命贱，生下来就死了。我们这一带，孩子生下来，不能吃奶，得先尝“五味”。什么五味？醋、黄连、盐、钩藤和糖。吃得五斗醋，方能做宰相嘛。吃完醋，再吃黄连。小孩没牙，黄连是和盐、钩藤一起煮的，煮成一锅汤，捏着鼻孔灌下去。最后才是红糖水，先苦后甜嘛。吃五味时，老人们发现那女孩被脐带勒得青紫，她不吃醋，也不吃糖。普天之下，小孩哪有不爱吃糖的？要么是死人，要么是憨人。曾祖父就把那个女孩放到一个篮子里，上面盖着钩藤叶子，扔到了镇外的河边。
老人们说，我二奶奶（即葛任的母亲）在月子里也不安生，常偷偷往河边跑。她没能见着那死孩子。怎么能见着呢，早就叫狼叼跑了。可她的脑子就是转不过弯。家人找到她的时候，原本知书识礼的二奶奶，高一声低一声，哭得正欢呢。有一段日子，她的脑子似乎出了问题。有时，她会冷不丁地冒一句，说她听到孩子在哭，眼都哭肿了，肿得跟枣一样。她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很吓人。好在她并不是常犯，家人也就不太在意。据老人们讲，她有时还燃烛焚香，和死去的女孩对话。她后来走绝路（指自尽），保不准就是给这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害的。当然，我也只是瞎猜。这种事，老家伙们都说不清楚，我哪能说清楚。
事先交代一下，那个女婴，即我的姑祖母，是被一个外国传教士救活的。这一点，我后面还会提到。他就是毕尔（Revd Samuel Beal）牧师，当时在青埂山一带传教。葛任出生的那一天，他拍下了那个游行场面。这张照片后来收录在他和埃利斯牧师合著的《东方的盛典》一书中。姑祖母在世时，曾将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虽然我不能从人群中辨认出葛任的母亲，但我依然如获至宝，把它放在我的案头。
＠ 帽子戏法
李洱
有甚说甚，为了来白陂接葛任，一路上可真遭罪了。我不想让老乡跟我遭罪，到察哈尔（注：旧省名，后并入内蒙、河北、山西）地界时，我曾劝他回去。他不，说是拉下我一个人，路上太
？
惶。我说，那我该如何谢你呢？他的脖子又缩了回去，嘿嘿笑了两声，说有酒喝就行。那时，天已擦黑，我们刚好走到一个镇子外头。四周都是土岗，上面长着一些稀稀拉拉的菜蔬。我们正谈着，遽然从岗上跑来一疯女人，披头散发，哇哇乱叫。另有一个穿着短褂的老人，拎着棍子在后面追打。我想与老人谈话，老人却不愿搭理我。我见他面黄肌瘦，就塞给他一个烧饼。他咬了一口烧饼，对着女人的背影喊了一声：“好狗不死家。”我后来晓得，那女子是他的女儿，被鬼子奸污了，他觉得她辱没了家门，才要撵她出来。日本人可真孬啊。在上海时，有一个朋友说，日本人好淫，是因为他们是岛民，嗜食鱼虾，而此等水产之中，富含磷质，刺激生理，所以他们最见不得女人和酒。朋友还说，小日本想征服中国，就像蛇吞大象，而蛇就是最下流的东西。我的那位朋友善于讥讽，说他们连本人都要日，遑论他人。好，不说这个了。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知道，来白陂途中有多么险恶，运气不好，还可能遇见日本人。
那个镇子叫德兴镇。进了镇子，我瞧见了路边飘着酒旗。我请赶车的老乡吃了一次肉包子，喝了几盅酒。酒是地瓜干酿成的，烈得很，就像一团火。他喝起来不要命，转眼就晕了。一晕，就说到了他的儿子，夸他的傻儿子有多机灵。他拿着筷子在大腿根比划了一下，说：“俺那个娃啊，夹一根木棍就可以骑马马，跟演戏似的。演戏还得跟师父学，可俺那娃不跟师父学，就会骑马马。”他是笑着说的，可听得人心酸。伙房后边便是起火店。当晚，因为喝了点酒，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没过多久，我就被吵醒了。老乡正给起火店里的掌柜吹牛。在老乡嘴里，田汗简直就是个活神仙。按说，他不该乱讲的，因为那会泄露机密。我这才醒悟过来，店里的掌柜其实是老乡的熟人，我们并不是偶然路过此镇，这一切都是老乡事先谋划好了的。
他讲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是这样的，田汗的人马作为先头部队的一支刚到延安时，曾召集老乡们到河边开会。在会上，田汗给老乡们玩过一次魔术。他问老乡养不养鸡，老乡们说，养个屁，都让胡宗南逮光了，鸡长甚么样，几只眼，几条腿，都忘鸡巴了。田汗就说，那我就给你弄只鸡养养吧。田汗就把帽子摘下来，亮出帽底，让他们看里面空空如也。他一只手托着帽子，一只手在帽子上方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尔后呢，他袖子一捋，顺手打了一个榧子，就从帽子里取出一只鸡雏。田汗又问大家想不想养鸽子。这一下，他们都迷过来了，都说想。田汗就又打了一个榧子，从帽子里取出来一只杂毛鸽子。鸽子扑棱棱飞上蓝天的时候，民众都看傻了。田汗又说，鸽子不好养，跟汉奸似的，喜欢跟着别人的鸽子跑，还是算了吧。说着，一枪就把鸽子毙掉了。鸽子落地以后，田汗又说，这么冷的天，耳朵都冻掉了，老乡们没有帽子戴，我还是给大家发顶帽子吧。于是乎，一顶帽子，两顶帽子，三顶帽子，许多顶帽子，像喜鹊似的从他的帽子里飞了出来。人们都高兴坏了，田汗说，这就叫共产主义。于是乎，吸一袋烟的工夫，民众们就有了信仰。
我醒来的时候，老乡正添油加醋，讲着帽子戏法。照他说，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狗。那些狗把低空飞行的帽子当成了烧饼，都一跃而起。风一吹，帽子就在空中打转。狗呢，也跟着帽子在空中翻来翻去。讲到此处，老乡还学着狗的样子，脖子扭扭，屁股扭扭。他边扭边说，狗发现那东西咬不动嚼不烂，才把帽子叼到主人身边。当有人喊着想要毛驴的时候，田汗就说，只要大家好好干，他保管家家户户都养上鸡，喂上毛驴。最后，这位老乡像田汗那样叉着腰，手指窗外，模仿着田汗的嗓音说：“毛驴会有的，婆姨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看见那个掌柜听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我不由得笑出了声。老乡呢，见我醒了过来，不但不住嘴，竟然还指着我说：“不信你问他。”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就点了点头。我想起他在路上说过，他的儿媳妇是用田汗给他的一只鸡换来的，就开了个玩笑，对掌柜说：“掌柜，他的儿媳妇也是田汗从帽子里拿出来的。”
“帽子里藏有黄花闺女？”掌柜的眼又直了。我又点了点头。哈哈哈，这么一来，老乡更来劲了。他真的把那只鸡和帽子戏法扯到了一起。胡说甚么开会那天，他就蹲在最前面。他眼明手快，抢到了一只鸡和一顶帽子。那顶帽子，他的儿子现在还戴着，至于那只鸡，他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当做定情礼物送给了住在葭县葭芦镇的亲家。他特意强调那是一只母鸡，一年四季都下蛋，还说葭芦镇的许多人参观过他的那只母鸡。说到这里，老乡问我晓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