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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马夫戴的那种厚重的皮帽。当雪花落到刚买来的皮帽子上时,他会遽然大笑起来。在北京医专时,他就常常喝醉,是个宿醉者,而他也似乎不愿从宿醉中醒来。他吵着要跟我们一起到莫斯科,葛任只好对他说,一旦我们在那边安稳下来,就电告他,让他到赤都(注:指莫斯科)与我们会师。但他后来却再也没有了音讯。
小红从美国货那里回来时,给我捎了一个馒头,一碗青菜汤。端起那碗汤,我故意说了一句:“这汤可真好,跟甜菜汤似的。唉,要是再有一份荞麦糊就好了。”这么说着,我留意她的反应。我果然看到她笑了一下。她的笑进一步证实,她是晓得我的底细的。“荞麦糊”和“甜菜汤”是个典故。刚到延安时,许多人瞧不起智识分子,我便拿我的俄国之行回击他们,让他们明白我在革命的心脏莫斯科呆过。每当有人说甚么饭太稀,我就告诉他们,我在俄国喝的荞麦糊、甜菜汤,比这还稀。天上有个月亮,碗里也有个月亮。我这么一说,就把他们给呛住了。因为葛任是个名人,所以,我还经常拉大旗做虎皮,每次说起荞麦糊和甜菜汤,我都要扯上葛任。我用筷子搅着碗,对他们说:“葛任就是喝着荞麦糊和甜菜汤,翻译出《国家与革命》的。你们呢,小米粥喝了,南瓜汤也喝了,也没见干出甚么业绩。”他们气得半死,可拿我一点办法没有。有一日,一个女人来看病,她支支吾吾地不愿多讲。可我还是听清楚了,她是白带过多。她也是个智识分子,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因为法国不是革命的心脏,所以她对我的俄国经历又气又恨。她比我早一年到延安,常以老革命自居。这次我故意对她说:“你要是呆在俄罗斯就好了,因为可以经常喝到荞麦糊。那东西降气宽肠,除白浊,去白带。”她红着脸说:“中国也有荞麦啊。”她说得对,但我懒得搭理她。尔后,随着我成为毛驴茨基,“荞麦糊和甜菜汤”就成了笑料。在后沟的日子里,看守们最喜欢拿这个来挖苦我。有时我正喝着小米粥,他们就像敲狗食盆似的敲着我的碗,问道:“姓白的,你喝的甚么呀?喝得那么香。”我要说小米粥,他们反倒不高兴。倘若我说荞麦糊,他们就会笑得前仰后翻,还相互拍着肩膀,“快看呀,毛驴茨基连小米粥都不晓得,真让人笑掉大牙。”不,那时我已经不生气了。以前,葛任曾对我说过,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可到了后沟,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你的不幸,就是别人的幸福;一帮人过上了好日子,另一帮人就得倒大霉。
既然小红晓得了这个典故,我就顺便给她解释了一番。我说,在俄国时,我的肚子里确实没少装荞麦糊和甜菜汤。不为别的,一来那东西便宜,二来那东西抵饥。吃不饱,汤灌缝嘛。这么说着,我就想起了葛任夜间写作的情形。那时候,葛任常常通宵写作,或者翻译文章。写到半夜,饿了,他就啃一个黑面包,喝一碗荞麦糊。他写的不是诗,而是各种报道。要不,就搞他的汉字拉丁化研究。他也翻译很多东西。对,那时候葛任的俄语已经很地道了,他还起了个俄文名字忧郁斯基。除了翻译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小说,他也翻译了托洛茨基和列宁的许多演讲。当然,我最喜欢看的是他写的文章,主要是游记。之所以喜欢看,是因为他写到的地方我也去过。这么说吧将军,看他的文字,你就像在夜晚的清凉中,欣赏到了自然的温存和恬静。斑鸠梳理羽毛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到。他喜欢从小处看问题。他曾说过,别人都是从大处从高处看问题,他呢,却要从小处从低处看问题。别人看到的是灶塘里的火,他却喜欢看从灶塘里溅出来的火星。他喜欢写一些小事,写一些风景。譬如,树叶在朝露中苏醒过来,又在正午酷热中昏迷过去,尔后呢,又在夕阳残照中变得肃穆。不,不,不,这都不是我说的,我没这个本事,这都是葛任的话。莫斯科有个牧首湖,如今改叫少先队员湖了,它很像我们老家青埂山下的一个小湖,我们常到那里去。他有一篇文章就叫《牧首湖》。他写过湖上的波纹,说那波纹太温柔了,好像不是波纹,而是圣母的发丝。因为我们在教堂里呆过,所以我们还喜欢进教堂,进了教堂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它的结构很精巧,像是花边织成的。走进去,你的出气声都会变细。就在《牧首湖》中,他还写到了在教堂外边飞驰而过的马车。从延安出来时,我坐在毛驴车上,还想起过葛任写到过的情形。那辆马车上面坐着一位袒露双肩的贵妇人。她很阔气,只是坐姿有点不雅,搔首弄姿还不够练达。我记得葛任说过,她很可能是某个布尔塞(什)维克官员的妻子,刚从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某个小镇来到莫斯科,假以时日,她会像个真正的贵妇人。当然这也难说,一来那位官员的某个情人可能很快取代她的位置,二来,那位官员很可能被拉出去毙掉,她自己会成为阶下囚。
有甚说甚,自从窦思忠提到葛任可能被打成托派,我就不断想起葛任当初与托洛茨基的交往。我想,如果真的把他打成托派,他可能也无话可说,虽然他对老托也是看不惯的。我记得,作为一名记者,他曾和托洛茨基有过私下交谈。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虽然他后来认为托洛茨基能够顾全大局,是条汉子,可当初他对托洛茨基并无甚么好印象。他曾对我说过,托氏是个神经蛋,脸上的肉讲话时乱动,不讲话时也乱动,好像马蜂在上面做了个窝。托氏唇髭厚实,就像个鞋刷,当脸上的肉莫名其妙抖动的时候,那就更像鞋刷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下了他听列宁演讲的情形。那是在克莱摩宫(注:现译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大厅。列宁牛气得很,用德、法、俄几种语言演讲。他写到,电气灯开着,把列宁的身影投射在墙上,投射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个大字中间,比延安的宝塔山还要高大(注:葛任那时还没有去过延安,所以这应是白圣韬的比喻)。他后来之所以被看成马列研究方面的专家,就跟他与列宁的接触有关。陕北有句俗话,叫“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可在边区,除了王明等少数人,大都没去过苏联,更没有见过列宁。这么一来,葛任就显得鹤立鸡群了,因为他不光见过猪跑,还吃过猪肉。
不,我怎么会那么傻。在火车上,除了说荞麦糊和甜菜汤,我并没有提到葛任,更没有提到列宁和托洛茨基。言多必失,我可不想再次因言获罪。小红在一边鼓励我,要我畅所欲言。我想,这小娘儿们是不是要引蛇出洞呢。我想,讲可以讲,问题是甚么该讲,甚么不该讲,要心里有数。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哪一天她要是把我屙出来,我可又要遭殃了。想到这里,我不光心中惶恐,还有点忧郁。葛任的那个俄文名字起得太好了,我如今也很忧郁,也成了忧郁斯基。
& 忧郁斯基
李洱
白圣韬说,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葛任曾寄回《申埠报》。但至今为止,我尚未找到这些文字。或许,它们与葛任别的文章一样,已被烧毁?因为人的命运,就是文字的命运。
对葛任在苏联生活的情形,除了白圣韬的口述以外,还有孔繁泰的记述。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infini》(无尽的谈话)中,收录有孔繁泰的一篇文章《俄苏的冬天》。文中,对葛任当时的生活有较为完整的叙述。这篇文章还证实,葛任确实有过一个俄文名字:
尤郁斯基,有时也被写做忧郁斯基:
到法国没多久,我收到了葛任先生的信。他向我询问冰莹的地址。在同一封信中,葛任先生还邀请我到俄国一聚。受俄国革命的感召,我早就想去了。从法国去俄国须经过柏林。我形单影只,坐火车,又转汽车,到了柏林。从柏林到赤都,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经波兰,立陶宛,再到赤都。一条是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在彼德格拉登陆,尔后坐车去赤都。那时正是冬天,柏林的河流还被冰雪覆盖。破冰船驶过时,那些冰块互相推搡,常常一跃而起,白浪滔天,但在它的顶端,有时却会落着一些鸟儿。我从那些鸟身上,看到了我和葛任的影子,我们无枝可栖,只好与巨大的冰块一起漫游。为早点见到葛任先生,我选择了陆路。
……刚到赤都的时候,我住在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里的中国学生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