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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
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
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 州，方圆约2 万余里。至仁
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 州，方圆超过2 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
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0 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
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
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恩信孚部落”的
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
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
发展接近内地的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
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
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强大的蒙古部落，
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元
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
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
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
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
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
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西夏统治者，除
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
办法，去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
③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3 期。
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
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
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人先进生产
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
公私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
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
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
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
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西夏与
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
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
而丰富了边疆、内地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
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
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
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
《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
语》、《孟子》）、宋历和时服，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
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
西夏来说，作用更大。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
“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
助。？ 。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宋通过沿边互市，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
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
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
苏辙指出：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
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
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
多。西夏人民获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隋书》卷83，《党项传》。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9。
①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
武人材，而且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
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
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
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
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
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
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时，除
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人才。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
顺、仁孝时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
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
上，充当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
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有370 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
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
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
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② 《西夏书事》卷6。
③ 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 册，第407 页《西夏》。
第二章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
夏州地方政权的割据
第一节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内迁
一、党项的兴起
西夏是党项人于公元11—13 世纪期间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
支，因此，史书上也称之曰党项羌。“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
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①。羌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
一。它长期生息、繁衍、活动于我国的西部地区。早在远古时期，羌族
与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在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
羌族的记载。东汉时，羌族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其活动中心，
南到蜀郡（今四川雅安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接鄯善（今
新疆鄯善县东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其部落虽多（约150
余），但各不相统属，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魏晋以后，羌族势衰，其中一部分被吐谷浑所征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