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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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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是“上帝—大自然”(中国古人则习惯用“天地”这个术语)的代言人。    
    朱熹有言:“天地不会说话,倩(即借助、通过的意思——赵注)他圣人出来说。”    
    这便是我读圣贤书的主要理由。    
    其次,我走近数学也是为了逃避现实。数学成了我的洞穴,有种安全感。    
    1969—1975年我在海边放羊6年,偷闲做了一千多道习题,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和概率论。这样,我在“世界哲学王国”便多少有了一点发言权。因为我追随柏拉图和罗素的信念:不懂数学,无以言“世界哲学”!    
    数学和自然科学使我多多少少懂得了一点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对我走在通往“世界哲学”的智慧大道上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部分读伟人传记(1)

    在校6年,我读了许多伟人传记。归纳起来,主要是来自三大领域的巨人: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哲学。    
    这些巨人的生平和工作大大促进了我的成长,尽早摆脱了我身上的昏沉、平庸和愚昧。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从而拔高了我。    
    伟人是座高山。他耸立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是种生命的演示,示范,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命令句:    
    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    
    站起来吧!    
    读多了,这个命令句便越来越清晰,时常在我内心回荡。    
    “站起来吧!”——这个命令式渐渐便成了一种“人生使命感”。内心永不会陷落的碉堡的灵魂,说到底不是别的,而是内心有团“人生使命感”。    
    古今中外,一切伟人有个共同点:    
    “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明朝,吕坤)    
    “人生一世间,所忌立志卑。”(宋朝,戴复古)    
    朱熹更是一语道破:“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苏轼也是一语胜人千百:“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志气是统帅,有如朱可夫元帅;才华和勤奋是百万苏联红军。    
    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提供了几乎应有尽有的传记。    
    只要我在大英或德国百科全书中看到我所感兴趣的某个伟人,再去图书馆目录柜查卡片,98%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    
    所以我特别满意北大图书馆的雄厚实力。何况它有两三套不同的目录卡,来自老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属于不同系统。这里没有,那里必有。    
    不仅有德文原著,还有英译本。常常我把两个版本同时借出来,相互对照着阅读。一来可以提高我的德、英文水平,二来可以加深我对论著的理解。这就好比有个英国人在旁边替我解释德文。反之,若原著是英文,有德译本,就等于有个德国人为我解释英文。好几年,这样的名著阅读着实让我过了把瘾。    
    我常常能听到自己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    
    我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习惯。这是对生的沉思,而不是对死的默念。当时我只有20—21岁,不会过多地思考死亡的意义,尽管每个伟人必然地都有一死。    
    19世纪末奥地利伟大物理学家玻尔茨曼(L. Boltzmann, 1844—1906)的生平和工作深深打动了我。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发现的一个公式(玻尔茨曼公式)刻在墓碑上尤其给了我难忘印象:西方人用这种方式来赞美死者一生的最高成就,真是绝了!    
    我没有去山东造访过孔夫子的墓。在他的墓碑上,应刻上什么?若是要我选择呢?我建议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迁呢?在他的墓碑上刻什么?    
    我建议刻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当时我已经感受、体认到了司马迁的胸襟和气魄;也开始分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学家,什么是历史哲学家。    
    两者有区别,属于不同层次。历史哲学家高于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注意史料,重事实;历史哲学家在史料、事实的基础上或大前提下去揭示历史运动总体结构的律动、规律性和普遍法则。    
    后来,我读到雅斯贝尔斯(K. Jaspers)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一书,更坚定、明确了我的上述区分。    
    雅斯贝尔斯同黑格尔一样,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写了一篇“导言”,标题便很哲学:    
    “追问世界历史结构”。    
    单纯的历史学家决不会这样去鸟瞰世界历史,这样去见树见林,这样去概括、提炼和上升。其实,“追问世界历史结构”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种架势、姿态都属于同一个层次,只不过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    
    试图用一句话写在死者的墓碑上,高度概括他的一生成就,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当我还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做这样的练习。每当我读完了一本传记,合上书,我就在琢磨这样的练习,而对课堂上的作业则是淡然置之,经常不交练习。班长潘子立常来催,他也不好意思,我也尴尬。    
    我的个性在大学6年终于形成,并有充分表现:兴趣是我的上帝,我只听从自己的兴趣,只愿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对不感兴趣的事物,即使动用8个火车头来拉我,推我,也休想让我走半步。    
    我的兴趣同当年课堂、课外作业,还有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大批判和报告会)发生了严重冲突,曾使我非常痛苦,这又更进一步把我推向科学、艺术和哲学世界,我只有跑到那三个王国(其实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去寻找安慰。    
    读伟人传记,使我找到了内心的共鸣或共振。    
    因为“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    
    因为“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谢灵运)    
    伟人传向我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伟人传告诉我,人的一生可以过得如此这般丰富,多彩多姿,有声有色!每本传对我的昏睡状态都是一种冲击,给我的都是一个惊叹号!    
    我是一个月一个样,一个学期大变样。老师、同学几乎没有觉察出我的变化。只有少数几次是例外。    
    有一回,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时,指出该人物集创造力和破坏力于一身,是很矛盾的。    
    在讨论班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当然是说德语)。我讲了大约5分钟,引用了一句箴言或格言:“Die Lust der Zerstrrung ist auch eine schaffende Lust.”(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我从儿童心理学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是人性所决定了的:    
    一群男孩在沙滩上用树枝、树叶和细沙搭建房屋,非常投入。建好了,孩子绕着屋又跳又唱,快乐无比。之后便是你一脚,我一脚,其兴奋、刺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先前建完屋时的欢呼雀跃。    
    马纳特夫人听了,说:“Ausgezeichnet!”(太棒了)    
    三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我的书,用来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学根源。    
    同伟人的生平和工作捆绑在一起,有他们的拼搏和奋发相伴随,我不再孤独。“天道酬勤”这句成语,我记住了。    
    伟人同人生世界有这样多的紧密联系,有这样多的牵挂和深深眷恋,以致于任何来自外界的打击都休想摧垮他们,使他们散架,坍塌,灭顶。    
    从字典上读到英文成语“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一般译成“有志者事竟成。”    
    虽然没有错,但不闪光。按我的理解,最好译得生气些:    
    哪里有意志,那里必有路。    
    


第二部分读伟人传记(2)

    反右后的北大,启发了我去这样译,作出这样的理解。    
    19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对Will的解释是:The Will is independent of Time and Space.(意志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    
    这是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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