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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通过一长串大大小小的惊叹号和感叹号渐渐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走在通往“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路上。今天我还在路上。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没有惊叹号和感叹号（其实归结在一起就是“！”这个符号）的人生是多么平庸、贫乏和寒酸！这是枯井不波，死水一摊的生存状况。
有惊叹号和感叹号的一生才值得一过。
当然，“！”是有等级的。其实初恋和失恋给我的东西也是一个重重的“！”，让我记住一辈子。
《唐诗三百首》，说到底是由三百个“！”组成的。只有“！”才能抗击时间老人无情双手的淘汰。
“！”既可以来自自然科学，也可以来自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它原是弥漫于天地人间的一种元气。它要一颗敏感的心去见出，从中抽取出来，营养自己。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从天地人神结构中抽取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加以琢磨，玩味，体认。直到今天，我的灵魂状态仍然沉醉在“！”中。
迷惘是探索世界或上下求索的影子。
谁在探求，他就在迷惘。我们只能把迷惘或迷途降低到最低、最小，而不能完全避免它，消除它。
宇宙万事万物（从太阳系到人，再到ＳＡＲＳ病毒）都被安排在这条由三个环节组成的神圣链上：
过去→现在→将来
这是最高、绝对的安排。谁也挣脱不了这条链，自作主张跑到链外去。
最大的学问是关于这链的学问。
想想吧：相对于中午，上午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有回忆；而晚上则是尚未到达的将来，留给我们的是希望或期待。
过去是历史。它是无法更改的。一点也不能。小学生写错了字，可以擦掉，再写。历史却擦不掉。
过去是现在的过去，将来是现在的将来。可见现在（此时此刻）才是最最实在的，可靠的。
不过，按照佛教哲学，现在像过去、将来一样，也是靠不住的：“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不住。”（《心地观经》卷八《观心品》）
我不这样悲观。我要珍惜现在的每时每刻，再去计划将来，经常回顾往事。回忆录的功能是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于是才有了这本书。爱因斯坦有言，认为他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他不仅很不幸，而且也难以适应生活。“人生苦短，死去皆空。”——要同这个命题或咏叹作斗争。不能让它占上风。
否定生命的目的、价值的意义，是“横在谷口的一片白云”。《五灯会元》有言：“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幸好，我还不是一只迷巢的鸟。
我知道，即便人生原就没有意义，我也要自圆其说地找出一个，或挖出一个，抠出一个。
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意义。因人而异。但务必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意义。谁找到了，谁就有福。
其实，我六年的大学生活，正是苦苦觅寻人生目的、价值和意义的故事。我现在就来讲这个故事。设想读者和我就坐在红茶坊，外面飘着雨夹雪，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的氛围中述往日，论现在，思来者。
三次造访欧洲，我去过多座修道院。深深幽闭的院落，同外界隔绝。我记起一首修女歌：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惟一的依靠。
果真心口如一，那么，修女便有福了。因为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她找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她是一只归巢的鸟。
近年来，我常听到这种说法：有位年轻渔民在海滩晒太阳，休闲，自在，悠哉悠哉。有人对他说：“你干嘛不出海打渔？”
“为什么要出海辛劳，冒险？”
“打上很多鱼，你便会发财！”
“发财干什么？”
“可以造海滨别墅，然后在海滩享受日光浴。”
“我现在已经躺在沙滩上悠闲自在了。”
也许有人会赞成年轻渔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不同意。渔夫晒太阳和搏斗致富后的晒太阳属于两个层面。渔夫的层次低，空洞无物，没有阅历，没有人生戏剧情节，没有刺激，没有内容，干瘪枯燥；百万富翁的层次高，饱经事变，阅历世途，结结实实，富有内涵和深度，充满了刺激和戏剧性情节，里面尽是故事。
拼搏过程本身和达到目标同样重要。渔夫没有拼搏过程。渔夫缺这个重要环节。所以他晒太阳的层次低。
大学六年，每当我体认、领悟或得出一条哲学原理，比吃北京烤鸭还要高兴，快活，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在动手写作本书之前，我阅读了几本参考书。其中两本是《北大旧事》（陈平原等编，１９９８年）；《北大往事》（橡子等编，１９９８年）。头一本收集了蔡元培、蒋梦麟、冯友兰、钱穆、梁漱溟、胡适、鲁迅、周作人和张中行的回忆；后一本收集了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北大校友的文章。这两本书有助于我回顾往事，勾起我的记忆。
人的记忆按分类有三种：长期记忆、中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我这本书是长期记忆。
钱穆先生有句话是先得我心了：“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这句至理名言成了我这本书的依据和主脑，并一以贯之。蒋梦麟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校风是“自由研究”。可惜我生也晚，没有赶上这精神的阳光沐浴，反遭多次批判。有一回蒋校长宣布政策：“第一年级取严格管理，第二年稍使自由研究，第三年级更放宽一些，最后一年则‘放任的自由研究’……”
我在校６年，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蒋梦麟（绝大多数同学恐怕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自由研究”精神曾是北大校风。但我的所作所为却是蒋校长的好学生。
二年级结束的寒假是１９５７年冬春之交的时期。那前后６个月是我一生脱胎换骨的岁月。从此我开始了“放任的自由研究”，直到今天。可以说，我是“放任自由研究”的自我教育产物。我的好奇心便是我的最好导师。
在写作过程，我手头缺一本《北大校史》。所以我的回忆在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上估计会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是我要声明和道歉的。毕竟是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上面落下了时间老人撒下的一层厚厚尘埃。不过，这也说明：凡是不能成为我终生记住的东西，对我的生命之树的成长并不是重要的元素。不值得牢记。有时我会假设：如果我不进北大，我会变成什么人？肯定不是今天的我。我还是偏爱现在的我。
初中毕业，我报考了江西景德镇陶瓷专科学院。考取了，结果改变主意，没有去，上了普通高中。如果去了，结果会怎样？如果我进了北京外语学院，结果又会怎样？
是北大（包括图书馆和圆明园废墟）玉成了我。没有北大，就没有我今天。对于我，这才是“母校”的涵义。
北大六年，我只知道老北大的校长原是蔡元培先生，但从没有读过他的讲演和论著。只是最近才读到他的一些作品，终于发现：原来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大学生，是蔡校长的忠实弟子，完全符合他所倡导的北大精神。
１９３４年１月，蔡元培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这也是我今天的看法）
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凌晨１点我第一次走进北大西校门，是一张白纸；１９６１年８月底当我走出北大南门，告别母校，在我的心灵白纸上已经写满了字。这些字可以总结成如下三条：
我的真正的科学存在是我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
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我在艺术哲学中的存在；
作为人，我的真正存在是我在哲学中的存在。
从１９６１年到今天，４２年来，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将这三个胚胎状态的命题作详尽的展开和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