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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长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一天，他在博多湾海岸散步，偶与昔日东京一高预科同学张资平（1893—1947）相遇。张资平当时尚在九州熊本第五高等学校补习，随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他攻读的虽是地质学，但亦爱好文学。两人一见面，就谈论中国国内文化出版界的情形，颇多感慨。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资平不住地摇头叹气。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刊载文学方面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开贞胸有成竹地说。
“能出文学杂志当然很好，”开贞的话得到了资平的首肯，“但哪里去找同人呢？”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中。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有两个人可谓志同道合者：一个是成仿吾，另一个是也曾在东京一高读过书的郁达夫（名文，1896—1945）。人手显然不足，资平不免有些迟疑。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就可以做印刷费了吗？”
资平终于表示赞同，便约定以开贞处为联络中心，待征得成仿吾和郁达夫的同意后，再作进一步打算。
一九一八年九至十一月间，开贞有机会得以与仿吾同住箱崎时，当然也商谈了筹办文学杂志的事，仿吾欣然同意，不过他主张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
有了张资平和成仿吾两人的同声相应，郭开贞受到了很大鼓舞，真想能在文学上显一显身手。富有诗味的博多湾时而诱发他的诗思，每天清晨或黄昏，他常往海滩去踏歌。这时他刚读了雷沫尔所著德国印象主义诗人《李林克隆传》，李林克隆晚年曾在北海配尔屋牟岛上做堤防总督，每当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前往海堤，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唱出激越的诗调。想到这位名噪一时的德国诗人，开贞身心受到感发，他也常朝着大海，旁若无人地放声朗诵自己的新作：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①
①见《自然底追怀》。
所谓“舟中人”，指的是箱崎一带渔村上的居民。这些渔民为了御祭，总喜欢拉起三弦，伴着弦声载歌载舞，畅饮狂欢，开贞十分羡慕他们的乐天。
然而，开贞自己似乎很难乐天。平日生活穷苦一点倒没关系，可是转瞬之间已是岁尾，日本人过年都喜欢吃米饼（相当于中国的年糕），这需要预先约好匠人上门舂制。匠人来时，三五成队，自抬锅灶、甑桶和臼杵，挨门挨户下灶开火，随煮随舂，舂时口中还唱歌，一唱数和，热闹非凡，充满了节日将临的喜庆气氛。踡局在屋角复习功课的开贞，时而为左邻右舍舂饼匠人的歌声所扰，便干脆上街瞧瞧，只见家家户户已按照日本过新年的风俗习惯，在门前两旁竖起松竹，门上则挂满粘有字条的草链，以示吉庆。想想自己家中既未请匠人做米饼，又无钱买红鲷，甚至连红豆饭也没煮，简直不知以什么志喜，心中自然有些惆怅。恰在这时，邻人登门馈赠三十多个米饼，为开贞解了燃眉之急，感激之余，特赋小诗一首：
多情最是邻家子，送来米饼若干枚。
堪供“杂煮”过新岁，豆饭明朝不用炊。①
①见《樱花书简》第155页。
年关真不好过，解决了吃的，还得安排好住的。眼看与成仿吾和陈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满，他们返校的返校、回国的回国，因此郭开贞不得不赶在除夕另觅更便宜的住处。大年夜，夫妻俩“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他们迁移到附近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在那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里住下。室内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碎，吹得炉燃亦可嘉”，虽苦，亦只好以苦为乐了。然而可别小觑这座矮屋，它对日后开贞跃身诗坛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后来诗人自己曾深情缱绻地抒发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①
①致郁达夫信，见泰东书局1933年9月版《沫若书信集》。
郭沫若传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