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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肠炎·一个伟大的教训》
走，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已经走在前头。当时上海不断爆发工潮，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纱厂竟然枪杀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三十日，两千多名学生集队上街演讲示威，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结果惨遭英国巡捕的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热潮。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天气阴沉闷热。沫若和周全平有事偶尔到南京路去，走近浙江路口时，突然涌来不平静的人潮，一张张苍黄的面孔呈现出惊恐的神情。是怎么回事？“郭先生，不要往前去了，英国赤佬在开枪杀人！”一位认得沫若的学生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对他说道。这消息震得他头脑轰鸣，金星直冒。这些该死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凭什么屠杀我国同胞？血管里的热血在不安分地波动，走！必须逆流而上，亲眼看一看他们制造的血案。
沫若身上迸发出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汹涌的人潮中吃力地逆凫着……铅块似的乌云压着高楼的尖顶，在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的人潮的推拥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似乎在吱吱嘎嘎作响，随时都会散架倒塌下来。黄睫毛、蓝眼睛，黑面孔、红包头，汇合着注铅的警棍，乌亮的来复枪——一堵死亡的围墙在不断地扩大，扩大……墙内同胞们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和一双双怯弱的眼睛，眼睛的海洋淹没了沫若，又托起了他，一下把他拥到了大公司的铁栅栏边，一下又把他卷到了人行道下。他感到心头难以遏制的闷胀与噁心，深深地透了两大口气，眼望着先施公司的大门，再一次随着人潮涌了过去，紧紧抓住铁栅栏的把手，终于荡进了公司的大门内。
门内依然是一片惶惶然的眼睛的海洋。沫若一心盼望能登上一块突兀的礁石，好鸟瞰眼前的一切，即使下面是鲜血一般的熔岩在奔突，他也愿意纵身跳下去，与受难的同胞们熔化在一起。他疾步爬上三楼，好不容易觅着一页向上半开的玻璃窗，于是惨案的现场赫然显露在眼下。
老闸捕房门前的路面和电车轨道上，一汪汪水潭，一阵阵血腥，尸骸已不见，血迹刚冲掉，鹰犬们仍在逞凶肆虐……不！不！沫若分明看见一个满身枪窟窿的同胞僵卧在马路中央，死神虽夺去了他眼中的光彩，但那双夺眶而出的圆瞪着的怒目并没有闭上，紧握成球状的双手也没有张开。成堆成堆比老鼠还大的蚁蝼，正在东奔西突地嘬着他的血和肉；一群一群如乌鸦般大的苍蝇，带着饱食了血污的满足在嗡嗡营营地飞来飞去。转瞬之间，那高大的身躯便被啃光了，连地上的血迹也被舔个干净……余下的又是一双双凶残的眼睛在搜索着捕获的对象，突然鹰犬们的目光弹丸似地射中先施公司三楼这个窗口，霍地一下几十根枪管和警棍同时举起，沫若浑身的血液沸腾了，他恨不能冲下楼去与他们面对面地拼搏，夺过枪来也给他们一个就地解决。“快关上窗，拉上窗帘！”还没等沫若完全清醒过来，临街的窗帘已被拉得严严密密，他好象吞下了一块烧红的铁。
回到家中，所有的邻里、同事和朋友都在谈论这场惨案……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大学生，也在枪弹纷飞中身负重伤，他的姐姐不顾一切地在医院中看护他……无数青年同学到处奔走，在为死难的同胞们募捐……是的，有这等年轻、热血儿女，中华绝不会完，鲜红的热血必将浇灌出自由之花，自由之花一定会开遍中华！沫若拿起笔来，想用戏剧的形式绘下这壮丽的一幕。起先他打算写一个三幕现代剧，就以那十七岁的大学生为主角，全剧以弟弟的死亡向姐姐启示一条必由之路，让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名女中豪杰。但是在具体构思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些认识照亮了他心中早就孕育的聂荌、聂政的形象，他决心描写战国时代的这一对姐弟：姐姐一心支持弟弟的正义行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说，《聂荌》是借虚拟的历史故事，歌颂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对大学生姐弟，这是作者特意献给站在反帝爱国斗争前线的人民群众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五卅”高潮中的上海，完全改变了平常的模样：租界冷清清，往日喧嚣的商场现在大门紧闭，悄然无声，马路上风驰电掣般的车水马龙似乎也已失踪，只有铁甲车和机关枪在抖威风；华界却闹嚷嚷，无论沪东、沪西抑或南市、闸北，一群群工人、学生来来往往，标语到处贴，传单满城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吼声惊天动地。沫若于悲愤泣血之余，由此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辉：睡狮已经甦醒，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为了支援、救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勇士，他把自己刚草成的《聂荌》交给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的游艺会义演，从七月一日起在新舞台共演了三天。酷暑之中，剧组人员忙得油汗满身，耗尽全部精力；吐着血的女主角扮演者，脸上泛着肺结核的红晕，坚持到吐出剧中的最后一个字；观众因鼓掌而发红的手，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口号声震沸了浦江水。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中华，中华！此次演出所得票款，全都捐献给了上海总工会。
五卅惨案激起空前的民气，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动了起来，声援的群众团体在不断增多。郭沫若也与他的同乡漆树芬、曾琦、阳翰笙、郭步陶等人组织了四川旅泸学界同志会，并被选为职员，负责文字工作。六月中旬，他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明确提出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方略，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必须实现全民大团结。当他把宣言草案交付职员大会讨论通过时，曾琦嗅出了“赤党的经济理论”味，一再指摘其中多处露骨地用“帝国主义”字眼。这个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确实说中了，然而不谈这些还称得上什么旗帜鲜明？沫若面带愠色，严肃地回敬了曾琦一句：“谁注意：这是同志会庄严的声明，不是为贵刊《醒狮》撰写的稿件！”他寸步不让，一方面宁愿不被采用，而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于《晨报副刊》，另一方面向同志会请求辞职，以表示与曾琦之流的彻底决裂。
刚与“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交过手，“孤军派”国家主义者又扑了过来。有个化名为“灵光”（即林骙）的人，长期以来藏在“国家”的美名之下煽惑青年，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扬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这伙人的后面，借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信奉共产主义的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奚落他恪守“祖师的名义”。沫若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战对方的挑衅，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连续发表的《穷汉的穷谈》和《共产与共管》起，到一九二六年三月离沪之前赶写的《卖淫妇的饶舌》止，往往一下笔就是一个通宵。他从不躲躲闪闪，勇于公开承认：“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①
①《盲肠炎·卖淫妇的饶舌》
当郭沫若与国家主义者论战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曾得到瞿秋白（1899—1935）的支持和指点。一九二五年入冬以后的一天下午，蒋光慈（1901—1931）陪同瞿秋白来访。沫若久闻秋白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待客人坐定后，他便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评述国家主义者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秋白始终默默地听着，他那因严重的肺病而显得惨白的脸上，偶尔呈现些许的激动。末了，秋白肯定了沫若的意见，并希望他及早写成文章，为此还答应向他提供一些关于土耳其的资料。这短短一小时的交谈，使沫若增强了斗争的自信心，同时也给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五卅”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年底郭沫若又与恽代英（1895—1931）、张闻天（1900—1976）、沈雁冰、沈泽民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该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现实斗争的感召，理论战线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