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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有时就会误读。在信息处理方面，汉字恐怕还是不如拼音文字方便（但用汉语拼音文字代替方块字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汉字有难学的一面，尤其对西方人如此。因为不是拼音，就不容易记住读音，书写也麻烦；但汉字也有容易学的一面，它并不要求掌握那么多的词汇。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编辑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列出了二千五百个常用字，占实用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九七；如果再加上次常用字一千个，那么这三千五百字就占实用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也就是说，认识了三千五百个汉字，就可以阅读一般的报纸而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了。学英语要掌握多少词汇才大体够用呢？一九九五年新版《CollinsCobuild英语字典》把英语中的常用字分成五级，共一万四千七百字；据它的调查统计，这些字占口语和书面语的百分之九十五。若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当然还要认识更多的字。两相比较，学中文需要掌握的词汇不是少多了吗？
学习中文需要认识的字较少，这是因为，每个汉字既有本身的意义，又可以用单个的汉字来构成很多的双字词和多字词。即使是第一次见到这些词，也可以凭构成它的单字猜到其意义。英语一般来说就不是这样。英语称牛是ox，这是通称，也称阉过的公牛，如果是没有阉过的就叫bull；母牛是cow，小牛是calf，而牛肉叫beef。鸡叫做chicken，公鸡叫做cock，母鸡叫做hen，小鸡和鸡肉都叫做chicken。还有：羊是sheep，而公羊是ram，母羊是ewe，小羊是lamb，羊肉是mutton。Sheep是指绵羊；如果是山羊，就叫goat。这些相关字无论从字形还是发音来说，都不相干，必须硬记，麻烦死了。中文就容易得多。一个“肉”字，适用于一切肉；而不管是什么动物，是雄的就在名字前加“公”字或“雄”字，是母的就加“母”字或“雌”字，是小的就加“小”字，不必另造新字。因此，汉字就不需要那么多字。相形之下，英语的字就多得多。一九二八年的《牛津大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连同它后来的“补编”，共收词五十万。一九六一年的《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收词达四十五万。
当然外文里有“前缀”和“后缀”，还有字根，也可以帮助学者了解其字义，但究竟不如汉字容易。复合造词的方法，德文里用得较多，但因为是蟹行文字，就拉得很长。如食品杂货店Lebensmittelgeschaeft是由三个词合成的：Leben（生活）＋Mittel（手段）＋Geschaeft（店），就比较长。人寿保险公司Lebens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也由三个词合成，就更长了。再如“汽车挡风板”的德文是Kraftwagenwindschutzscheibe，中文和德文都是由五个字构成，意义相同，但德文和中文比较，岂不是太长了吗？
以上写的，是多年在心头积累的一些想法，拉杂写出，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教。
书架或者书房的话题
？ 涂吉安
《新华文摘》二○○○年第六期“漫画之页”栏目，选载了一组题为《专访》的漫画。只有两幅，上一幅：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与摄像师煞有介事地进行专访，大班桌后，一位大官或大款面对话筒谈笑风生，在他身后是一排靠墙而立顶着天花板的书架，架子上满是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书籍，可见被访者在学养方面是很有份量的；第二幅，采访结束，皆大欢喜，主持人与大款或大官握手告辞但还没有离开，一个助手模样的人已经将被访对象身后的“背景”整个儿卷了起来，露出让人忍俊不禁的真相：书架与书是画在纸上贴在墙头的“布景”！
《专访》的解剖刀直指时下盛行的假新闻，这个假是访与被访者合谋的产物。毕竟到了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走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造假专家们不得不在书架或书房上做文章，让大官或大款看上去“满腹经纶”的样子。
这组漫画使我想起叶灵凤在《书痴》短文中提到的一幅铜版画，那是另一种典型。叶灵凤从辽远的纽约买来一张原版的铜刻，是麦赛尔的《书痴》，价格不菲。画面是一间藏书室，四壁都是直达天花板的书架，在一架高高的梯凳顶上，站着一位白发老人，他胁下夹着一本书，两腿之间夹着一本书，左手持着一本书在读，右手正从架上又抽出一本。她写道：“天花板上有天窗，一缕阳光正斜斜的射在他的书上，射在他的身上。”
这幅《书痴》版画，我没有看过，但通过叶灵凤的叙述，看到了一个可敬的长者，在贪婪地汲取知识。那种可笑而可爱的样子，以及那一缕阳光，都让人感动。
白发老人在四壁书架中孜孜探索，大款或大官在纸画的书架前作秀，都涉及书架或书房的故事。周作人在《书房一角》自序中说：“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房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们读的书，至少便颠（掂）出一点斤两来了。”最初看到这段话时，我以为说得“颇有几分道理”，继而深入地想一想，又觉得世事并非如此。
就拿我来说吧，也算个读书人，不抽烟不喝酒，一有钱就买书，虽然到目前还没有自己的书房，积存的书倒有不少，足可排满七八个大书架。常有朋友来小坐，为了怕他们把自认为紧要的书籍借了去，有不少书我是不上架的，藏在书桌里或床底下，也就是说，书架上的书并没有反映“自己心思”的全貌。即便我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不怕别人把我手头急用的书借走，把藏书全都摆放出来，因我兴趣广泛的缘故，我读的书比较杂，也就不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何危险之有？早些年我上北京组稿，到一些大作家家里走一走，免不了看看他们的书房或书架，发现他们同我一样的“小儿科”，早就把我想找来一睹为快的书“坚壁清野”起来。
文人读书历来神往两种意境，一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佳人相伴夜读，究竟是看人还是看书？事实是，心猿意马之中，书是看不进去的。古代文人“寒窗苦读”累得紧，便幻想“红袖添香”来哄骗自己，一般是做不到的。到了今天，这一景况更难出现。不要说红袖添香，不拖你上夜总会、
迪士高舞厅、 卡拉OK厅、 保龄馆……不添烦乱，能一块儿聊聊天，就很不错了。让佳人夜晚陪你苦读，女性的自我权益不给保护，去去，门都没有。退一步来说，这时所读的书多半男女双方都觉得有“性”趣，也就不会公开放到架上去的。二是“雪夜闭门读禁书”。禁书有两种，一是政治的，一是道德的。除非雪夜关起门时才拿出来的书，平日里藏得非常严实，连妻儿都不让知道，比藏私房钱还要来得机密。这种人的书房你看了半天，也未必能掂出主人的斤两来。
如今，更难说了。就在前面所引的叶灵凤的文章中，她还激愤地说：“至于暴发户和大腹贾，为了装点门面，在旦夕之间便会拥百城，那更是书的敌人了。”这种为了“装点门面”而设的书房或书架，主人是巴不得别人去看的，回收几句恭维，说他有文化或注重文化，也就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有时为了炒作自己，便会如《专访》漫画中的大款或大官那样，买通媒体往自家脸上贴金。
不过，仔细想想，不能仅仅批评“暴发户和大腹贾”，我们又怎么样呢？钱歌川教授认定：“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作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读书的习惯》）我们不也是或多或少存在此种陋习吗？也是可以归之于“一般人”中的。现代书商，更是推波助澜，什么“礼品书”“豪华版”，一套一套的，极尽精美之能事。有些书籍的策划，原本就不想让你“拿到手中来读”的，又不是工具书，也弄得那么厚那么沉，里外三层的封套、包皮、包书纸，发誓不让人捧读，而且定价昂贵，也只有束之高阁充实门面，才对得起这笔钱。欧阳修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一般文化人也喜欢利用“三上”读书，捧着豪华大部头书在公交车上展读，拿起大部头豪华本躺在床上翻阅，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前者会讥之为“神经病”，后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