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打钱的小笸箩里。艺人很高兴，非要把我让进场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很尴尬，因为从来我都是站在场子外看的。就是到天乐戏院看正经的大戏（京剧），开了场以后进去才五百元一个人。那里挂头牌的老生是被戏称为“天桥马连良”的梁益鸣（后来梁益鸣真的在政府安排下拜马连良为师了）。天桥有三家电影院，五百元一张票，还是“循环开演”（有精力的可以在里面坐上一天）。白杨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就是在这里的中华影院看的。
这儿也有卖书的，主要是流行于下层社会的小说唱本之类。三角市场一进门的右侧就是卖书的，以唱本为多，这类书的封面大多花花绿绿，像年画那样的色彩与图画印在书的封面上。这些书的纸大多很次，质量类似豆纸（一种土卫生纸），只是较豆纸稍白一些，这些唱本名目为《闹花灯》《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秦英征西》《十二寡妇征西》《陆文龙扫北》等等，多是把一些大书，如《说唐》《杨家将》《精忠说岳》等分割成为小的段落，以说唱形式表现出来，印成书供说唱艺人参考，其读者对象也多为认识几个字的学徒工、小市民等，价格也很便宜，每本在五百元到一千元之间。 不仅吃玩便宜，就连算卦都便宜。1957年我初中毕业，那年高中紧缩，录取率很低，有些地方还出现学生闹事（如汉阳中学事件）。有个一同住校的同学担心考不上，让我陪他去算卦。一个星期天，我就把他带到了天桥。在一个卦摊前，那位“小神仙”，翻着白眼看了我们半天，然后从嘴里蹦出两个字“一毛”（当时已经币制改革了，一毛钱相当以前的一千元）。当他收了一毛之后，嘴里咕噜了半天，这些我都记不得了，但他说了一句真理，直到现在还记得：“你好好用功就考得上。”
二、成功与不成功的艺人
天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拉洋片的筱金牙、唱西河大鼓的刘田利、说评书的赵某、砸石头的老者和东西两个市场中的相声场子。他们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都 使我难忘。“洋片”又称“西洋镜”，人们坐在镜箱的凸透镜前看被放大的图片；艺人站在镜箱的左上方演唱，介绍画片的内容。乐器只有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这三样打击乐器被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用一根细绳操纵，艺人拉动这根细绳，三件乐器皆响。我没有看过筱金牙的“洋片”，但常听他的唱，他演唱时面部的滑稽表情使我历五十年而不忘。彼金牙当时四五十岁，光头，面部团团，一副无锡大阿福的长相。夏天是一身白纺绸的中式裤褂，显得干净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个凳子，但却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踌躇满志，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看洋片的和听他演唱的人，没有一点寒酸气。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这里驻足片刻，就会感受到筱金牙对你报以的微笑。这个笑容是永远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不管他的生意好还是不好。他永远那样开心。他没有某些天桥艺人的污言秽语和损人挖苦人 （这套语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艺术”）那一套。他唱的调子类似莲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个“嗨——”的拖腔。每当唱到这里，筱金牙脸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皱纹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的小褶聚集的中心，然后这些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展现出一副孩子般滑稽的笑容，并露出亮晃晃的两颗金牙，真是富于感染力。不知道筱金牙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我眼中，他是天桥的成功的艺人。只要到天桥，我从不忘记到筱金牙的场子走走。
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没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前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我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看他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作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从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这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像赵某这样还是属于能够混上碗饭吃的，另外也有许多混不上饭吃的。艺人们把撂地摆摊挣钱，称为“平地抠饼”。真能从这块“地”上抠出“饼”来是不容易的。我们从难以挣到饭吃的艺人身上感到人生的艰辛。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砸石头的老者，我多次看到他都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在三角市场的西面一个黄雀叼卦的摊位上（“黄雀叼卦”是一种算卦的方法，靠黄雀从装有卦签的小箱中叼出卦签以定吉凶）。算卦一般到四五点钟就收摊了，老者插了这个空档。黄雀叼卦占不了多大位置，也就相当正常演出场地的四分之一。砸石头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叫硬气功，老者蹲在地上拿着两块石头反复敲着，石头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用以说明石头没有用醋泡过，完全是真石头。老者拙于语言，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在天桥，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要把钱从人家的兜里掏出来装到自己的兜里，第一就是靠“说”，所谓“巾皮彩挂，全凭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不仅艺人、买卖人是这样，连弹压地面、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比别处的警察能 说，否则镇不住。而这位老者只是向人们显示他的真功夫，一块一块地砸开地上码着的石头，而很少说话。只见他两只手掌的下部结着粗糙的老茧，皮很厚，还有些开裂。秋冬之际，五点钟天已黄昏，在瑟瑟的秋风中，他赤着膊，破棉袄扔在一旁，低着头开石头，汗珠与口水珠被冷空气凝结在他杂乱的胡须上。我觉得连驻足流连的人都不多，给钱的有多少则可以想见。
三、两个相声场子
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场子。在东面的公平市场一个；西面三角市场一个。公平市场的相声场子南面是彼金牙的拉洋片，东面是宝三的摔跤的场子。这三个场子都很叫座，相声场子则更火，常常被围得密不透风。这里说的大多是传统的段子，我的关于传统相声的知识大多是在那里获得的。像《夸住宅》《倭瓜镖》《八扇屏》《扒马褂》《开粥厂》《小神仙》《黄鹤楼》《汾河湾》《地理图》《报菜名》《八大改行》《绕口令》《猜谜语》等都是在这里听的。这里的相声演员一般较老，用我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们以四十岁以上者居多。有些演员在那时的相声界中很有名了，如高德明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名的演员，又如佟大方在解放前后与杜三宝在广播电台演播对口相声也很有听众（其间所插播的广告是“骆驼牌爱尔染色”，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宝才（他也长在这里演双簧）、汤瞎子（主要是口技）、罗荣寿、高凤山（擅长数来宝）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他们穿的也讲究一些。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年龄较轻的演员，如1957年后转业，八十年代又重返舞台的如胡某、爱（可能是满洲人，读作“阿”的去声）某等。这些撂地说相声的表演方式与现在舞台上不同，他们不是站着说，而是坐着说。有时说对口相声的两位演员坐在一个简陋的白茬儿木桌子（不上漆，北京的小饭馆爱用的桌子）的两边，有时两人坐在场子竖向的两端，你一言我一语，说对口相声。佟大方有时也说单口相声，如说《君臣斗》（乾隆皇帝与刘罗锅斗法）之类。1957年天桥关闭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去了北京曲艺团。
上初中以后，我去过几次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1954年的秋天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同学中有位叫郑继宗的，家住天桥，经常给我讲天桥的故事。如天桥的恶霸“四霸天”作恶和被镇压的故事。有一天，他带着孝来上学了，对我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以后家里就要靠他了。后来郑继宗为了早些参加工作减少家里的家庭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