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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总在写无爱的性。在这个不合理想的世界，安诉说：“我真的不了解你。他说。从来没有了解过你。但是为什么要了解呢。她笑。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告别薇安》）这不是自由的本质，只是绝望的姿态。失落爱的人才会绝望。拒绝爱是反人性的，无爱的性本是人应该超越的阶段。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总会有人摆出这个姿态。处在爱的边缘，安并非不相信爱，因为似乎只有最渴望又最缺失的东西才会拼命去写。看上去，和谁做爱和爱不爱没有关系，只和寂寞有关，而相处的过程更像一个漫长的等待，可以来，可以走，只是要为寂寞找到合适的抚慰，那里是温暖的，脆弱的，需要照顾的，无法实现的真正的生活。
这是我要的，平淡明亮的生活。简
单朴素，却温暖。林轻轻地伏过来，亲
吻我的脸。在每一个他爱着我的时刻。
我是一个多么害怕寂寞的人。我曾多
么寂寞。——《呼吸》
他说，她十七岁开始和我在一起，
已经快七年了。我没有给过她任何名
分。但事实上，她就是我的妻子，我的
女儿，我必须照顾她，也只能照顾她。
——《七年》
当一个女子可以平静地接受各种男人时，可能是他们中没有她真正爱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个人令她爱到了极致，已经五条件了，如此和谁做爱其实并无不同。然而不同于人们在合适的时间，找合适的人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生一堆孩子等等，爱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正是因为有爱的参与，对于做爱，有时做了就和没做一样，有时没做就和做了一样。
当然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女子是没有底线的，她们最为坚韧的品质是：无论是爱还是不爱，都不出卖灵魂，她们不做妓女那样的交换，随时要挣扎，决不妥协。这一点取代了身体成为了生活的底线。
对很多人而言，有些年龄是经不起引诱的，也经不起消耗。安从来就知道自己病得不轻，而且死有余辜。“他在旁边看着她。她二十四岁了。在任何人的眼中，她都还应该是年轻的青春的女孩。应该大学毕业。幻想着美好的爱情。可是只有他知道。这个女孩已经被他摧毁。在身体和精神上，她都是残缺的。”（《七年》）她期望着“还可以正常地爱一次。真正的正常健康地爱一次。” （《杀》）
从安那里可以判断一个女子一生中有三个男人就已足够富有。一个用来怀念，一个用来安慰，一个用来追求，但爱只有一次，所以分裂在所难免。
从十七岁至二十四岁，对于安来说，就是一生。
人有太多的经历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安的写作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在疗伤。倾诉完成后，安妮宝贝离开了上海，去了北京。可人人都有要面对的二十五岁。
四
作为女性作家，这样的身体写作还有更多的价值。她代表了女性的视角、体验、需求、和独一无二的意识。这种文体是女性创造的，这样的人生体味也只有女性作家表现的准确，虽然一定会极端。女子是更容易得病，更易身体化的，表现出那些文字没有历史，没有理想，也远离现实，有文身般雕琢过的阴暗的美。她们是二十世纪末后现代景观中的一角，据说后现代作品都不会让人感到舒服，其价值和喜不喜欢无关。
是不是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性的世界？王小波曾经读了陈染的《私人生活》，然后想对女性文学说点东西，可是他认为小说最后让主人公进了精神病院，应该是失败的。他以为这样写小说的态度是不严肃的。因为正常推理，如果听了一个故事，后来发现讲故事的人头脑有问题，一般情况下，读者会后悔，觉得不该一本正经地听了很多疯话，所以该算是女性文学中的败笔。王小波也写小说，知道写作的辛苦，作为男性，他也努力想尊重女性作家，但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怎么会有这个结局。这当然证明王小波足够健康，同时也说明了客观存在的理解上的隔膜。比如在医学上歇斯底里症几乎就是女性的专利，虽然和子宫的游移没有关系，但的确几乎没有男性得这个病。可以说在女性作品里设置的抑郁症，各种神经症决非不严肃，恰恰敏感的折射出后现代生存的真实处境，这样的文本就好像病历。
文学本身不是封闭的文本，如果谈文学就是搁置问题，那就没有必要。杜拉斯说：“我作品中所有的女人，她们受到外部 的侵袭，到处都被欲望穿过，弄得浑身是洞。如果有幸福的话，它总是同绝望紧密相连，同绝望和遗弃不可分离。”可问题在于女性不能满足于浮现情绪，不能沉溺于自己性别的角落，陷入这样的“后现代生存方式”。一旦不把阅读作为娱乐和游戏，它们将会像毒品，安排一条没有未来的生活道路。如果说有人因为周期性抑郁症自杀了，那文学的积极目标应该是，阅读使他们活了下来，而不是更多的人选择死亡。
其实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要做的工作一直很多。如果男性都像女性理解的那样，那女性意识的一切所谓觉醒，不过是男女间某种平衡被打破了，大家都成了自以为是的自私的孩子，写作和阅读就成了纯粹的虚构残酷，满足欲望。后现代就这样轻易的失去了本质，结果必然是一切绚丽的场景都极为短暂。男性女性必须一起成长，不仅学习爱和被爱，还要学习如何平等，如何承担。
安妮宝贝说：“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叙述者。因为我见过带着创伤的无法示人的感情。一些人盲目的生活和找不到出路的痛苦。我相信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真实的理由，所以要寻找那个疼痛背后的理由。它们是精神的一个内核。我希望我的小说里只有展示，而没有判断。因为我不相信人性有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倾诉和展示只是开始，还需要沟通和分析，更需要争取和斗争。我们需要有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女性如何选择职业，成立家庭，接受教育，反对暴力。由于生活现实本身的残酷，女性写作也不该等同于展示刻在人们心头的伤口，溃烂、疼痛、无力拒绝、麻木和死亡。文学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感情是自由的，所以总有需要我们捍卫的自由的东西。
“对女人如何说法”
■ 周筱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中，最致力于呼吁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应该是周作人。不论是《新青年》时代的檄文，还是1949年之后的随感，数十年如一，始终贯穿着“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这一中心 （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而继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当属舒芜。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舒芜文集《哀妇人》，汇集了其平生所有论述女性问题的长短文章，最早的《吹毛求疵录》写于1944年11月12日，最近的《一个小 女子的生死》则是2003年7月20日的作品。
纵观舒芜六十年来的一系列论述女性问题的文章，古今文人的女性观和性道德观是他一直以来最关注的。舒芜极为推崇周作人的一段话，“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书房一角，扪烛脞存》）尤其是其中的“对女人如何说法”，被舒芜称之为“照妖镜”，“持此去照向种种隐微曲折之处，一切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想，的确都无所逃遁。” （《异端小尼姑与儒家阿Q》）正是用这一标准，至今为人艳称的文坛众多华章名篇，在舒芜以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目光的观照下，统统被彻底颠覆了！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诸如《陵园妾》、《妇人苦》、《琵琶行》等一系列同情女性、关注女性的伟大诗篇，对于浔阳江头琵琶女的不幸遭际，白居易不禁“江州司马青衫湿”，尤为后人所称道。但是承认这一切并不能否认白诗中还有大量狎妓听歌、纵情声色之作。从历史主义的立场看，狎妓纳妾在当时既未触及法律，也未与道德相抵牾。相反，蓄养家妓、出入风月场所均是文人雅事。然而，舒芜却从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发现了这样的句子：“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白居易集》卷 34），舒芜在文中掩饰不住愤怒，就此痛斥道：“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三几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