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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又云：“陈涉、吴广之起也，儒者实曾参加”，于此引《史记·儒林传》为证：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继云：“墨家则虽参加，似不甚显著”，于注中标出《盐铁论·褒贤》第十九大夫及文学的对语以为附证。
其大夫曰：
戍卒陈胜……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孔甲为涉博士，卒俱死陈，为天下大笑。
其文学曰：
陈王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道虽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其无王久矣，道拥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兹；而秦复重禁之，故发愤于陈王也。
案此文措辞立意完全抄袭《史记》，而在“儒”之外加上了“墨”，但其本身已足以证明是抄袭者的妄作聪明，画蛇添足。试问：墨者何以也会“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呢？故尔墨家对于陈、吴革命的参加，实在是莫须有的事。
方氏的说法颇新颖而有见地，但可惜他是服膺墨学的人，虽然“读书得间”，却不肯重伤墨家，故尔未能深刻的楔入。据我看来，这儿是大有阐发的余地的。
根据钜子腹子的故事可知秦惠王时墨家已有集中于秦的实际，此外还有田鸠和谢子等人可为佐证。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吕氏·首时》，又《淮南·道应训》）
此田鸠两见于《韩非子》，一见《外储说左上篇》，应楚王问墨子“言多而不辩”之故；又一见《问田篇》，系答徐渠之问，无关宏旨。《汉书·艺文志》墨家有“《田俅子》三篇”，班固注云“先韩子”，盖即以为田俅为田鸠。近人钱穆谓田俅亦即田系，一名一字（见所著“《墨子》”“百科小丛书”本）。考《吕氏·当染篇》谓“禽滑釐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釐，田系学于许犯……显荣于天下”，可知许犯、田系均墨门显学。余意许犯殆即孟胜，《尔雅·释诂》“犯，胜也”，名犯字孟胜，义甚相应。田系即田鸠，亦即田襄子，系与鸠一声之转，襄子当为字。襄假为，佩带也，义与系相应。由系转鸠，由鸠再转俅。称“宋之田襄子”者，乃孟胜传钜子位时襄子居于宋，不必即是宋人。如是，则墨家钜子可得一传授系统，墨子为第一代，禽子为第二代，孟胜即许犯为第三代，田襄子即田系、田鸠为第四代，腹为第五代。田鸠入秦当早于腹子，盖终老于秦，而传钜子于腹。故田鸠入秦，实即墨学的中心移到了秦国。
其次是谢子入秦的故事：
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6）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悦，遂辞而行。……惠王失所以为听矣。……此史定所以得饰鬼以人，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也。……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耶？
此事见《吕氏·去宥篇》，亦见《淮南子·修务训》，唐姑果作唐姑梁；又见《说苑》，谢子作祁射子，唐姑果则作唐姑。考惠王在位凡二十八年，三年时始冠，则惠王年龄尚不及五十岁。《吕氏》以为“衰老”，盖其人实未老先衰。所称“少主”意指惠王之后继，旧注意以为指惠王，大谬。
唐姑果当即腹子之弟子，即弄鬼的史定大约也是同门，故连类而及。这些都是“仕秦而堕落之墨者”。此时腹子或已死，唐姑果既见“亲”于王，而东方之墨者复不远千里入秦以事游说，此可见墨学之盛。墨者入秦，目的自然是奉行其学说，不用说也是认秦为可以行其学说的。在这些地方和儒家正相反。儒不高兴秦，秦也不高兴儒家。儒墨学说之相异，即此也是可以想见的。墨者与秦王既相得，我们要说秦法之中有墨法参入，总不会认为是无稽之谈吧。
墨子本人是一位特殊的人格者，那是毫无问题，他存心救世，而且非常急迫，我也并不想否认，但他的方法却是错了。庄子的批评，我觉得最为公允。他说他“真天下之好（去声）也，将求之不得也”，而所得到的呢？是“治之下，乱之上”。这大约是墨子始料所不及。但尽管他的人格是怎样特异，心理的动机是怎样纯洁，但他的思想有充分的反动性，却是无法否认的。在原始神教的迷信已经动摇了的时候，而他要尊崇鬼神上帝。在民贵君轻的思想已经酝酿着的时候，而他要顶礼王公大人。在百家争鸣，思潮焕发的时候，而他要“一同天下之义”。不承认进化，不合乎人情，偏执到了极端，保守到了极端，这样的思想还不可以认为反动，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认为反动？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去讲墨子。有一位朋友，他坚决地认定墨子是奴隶解放者。他所根据的是什么呢？却根据了《兼爱下篇》“非人者必有以易之”的一句话。他说“非人者”就是奴隶，奴隶的地位一定要替他改革。这是要成为笑柄的。因为墨子的原意并不是那样。他是说反对别人的学说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学说出来，就是有破必有立，所以在下文接着便说“兼以易别”，就是要拿兼爱说以替换差别说的。凭自己的主观去讲墨子，所以墨子可以随意地成为卢梭或者列宁了。
又有的朋友说：墨学并没有亡，后世的任侠者流便是墨家的苗裔。这也是乱认表亲的办法。请读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吧。“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侠何尝就是墨呢？侠者以武犯禁，轻视权威，同情弱者，下比而不上同，在精神上与墨家正相反对。侠者不怕死，只有这一点和原始墨家相类，但我们不要以为凡是不怕死的都是墨家呀。须要知道儒家也有漆雕氏的一派“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韩非子·显学》）。曾子也“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直），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假使儒家也要认任侠为其嫡裔，难道又说不过去吗？然而儒墨自儒墨，任侠自任侠，古人并不曾混同，我们也不好任意混同的。大抵在儒墨之中均曾有任侠者流参加，倒是实在的情形。看《吕氏春秋》的《尊师篇》吧：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庐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这些未成为儒墨之前的六位先生，应该才是所谓任侠。此外还有屈将子的一段故事，见《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七所引的《胡非子》佚文（依据孙诒让《墨子閒诂》附录《墨子后语下》校补），也足以证明墨与侠的关系。不怕麻烦，把它整抄在下边：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将子好勇，闻墨者非斗，带剑危冠，往见胡非子，劫而问之曰：“将闻先生非斗，而将好勇，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胡非子曰：“吾闻勇有五等。夫负长剑，赴榛薄，析兕豹，搏熊罴，此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泉，斩蛟龙，搏鼋鼍，此渔人之勇也。登高陟危，鹄立四望，颜色不变，此陶匠之勇也。剽必刺，视必杀，此五刑之勇也。昔齐桓公以鲁为南境，鲁公忧之，三日不食。曹翙闻之，触齐军，见桓公曰：‘臣闻君辱臣死。君退师则可，不退，则臣请击颈以血溅君矣。’桓公惧，不知所措。管仲乃劝与之盟而退。夫曹翙，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无怒，一怒而劫万乘之师，存千乘之国。此谓君子之勇，勇之贵者也。晏婴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乱，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将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