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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种有神的宗教，在其思想根据上一般都很浅薄，唯其浅薄，所以易于接受。而倡导这种宗教的人每每有一种特异的人格，一般人对于这人格的特异性发生景仰，因此也就放过了他的思想的浅薄性。墨子正是一位特异人格的所有者，他诚心救世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他在救世的方法上有问题，但他那“摩顶放踵，枯槁不舍”的精神，弟子们的“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态度，是充分足以感动人的。就是这样被人感佩，所以他的思想真象一股风一样，一时之间布满了天下，而且虽然被冷落了二千年，就到现在也依然有人极端的服膺。墨子是一位绝好的教祖，和耶稣、穆罕麦德比较起来，实在是毫无逊色的。你看：
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这是多么好的教条呀！然而问题却在他的“道”上。假使这“道”有问题，那么愈是“劝以教人”，便愈是导人入于迷惘。甚至愈是“勉以分人”的“财”，愈是“疾以助人”的“力”，都是用到错误的地方去了。近时的纳粹法西斯者流，不是同样有这种精神吗？他们完全把人机械化了，真是有那样的大本领，一口气便可以叫数十百万的狂信徒“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人是感情的动物，头脑愈简单，愈是容易受暗示，受宣传，因而墨家的殉道精神，在我看来，倒并不是怎样值得夸耀的什么光荣的传统。
墨家又为什么很快地，也象一股风一样就消灭了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照史实看来，墨家在秦以前并不曾象儒家那样屡受挫折。就在秦时我们也只听见“坑儒”，而没有听见“坑墨”的话。然而墨家在汉初便已经消声匿迹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在这儿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庄子以为“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天下》）。王充以为“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论衡·薄葬》）。近人胡适则以为主要“由于儒家的反对”与“遭政客的猜忌”（《中国哲学史》）。我觉得都没有说到实际，尤其是胡适的说法相差得天远。因为儒家固曾反对过墨家，墨家又何尝没有反对儒家？象墨子的《非儒篇》，捏造些莫须有的事实来对孔子作人身攻击，那比孟荀的反对墨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然而儒家不见被他骂倒。且等汉武帝时儒家开始走运的时候，墨家是已经老早消灭了的。因此这冤家不能算在儒家的账上。至于说到“遭政客的反对”更是莫须有的事。《韩非子·五蠹篇》虽曾反对墨家，但亦更猛烈地反对了儒家。《管子》非墨亦非儒，《晏子春秋》则尽了袒墨的能事。此外更不知道有哪一位“政客”猜忌过墨家。
在我看来，墨学的失传倒是由于自己瓦解。第一是由于墨家后学多数逃入了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第二是由于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人民大众的基础。
何以见得墨家后学多数逃入了儒家、道家呢？这在《墨子》书中便可以取证。第一篇的《亲士》就是摘取儒家、道家的理念而成，第二篇《修身》，更完全是儒家的口吻。《经上》、《经下》，《说上》、《说下》，《大取》、《小取》诸篇是受了名家的影响，但名家是发源于道家的。象这样拜借别人的衣钵，把墨子的本来是“不文”“不辩”的主张粉饰了起来，那么何须乎还要你墨子呢？理论系统比较更完整的儒家、道家具在，因而墨家便被同化了一大半。
何以见得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呢？这儿且把两段故事先引在下边。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吕氏春秋·上德》）
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5）
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吕氏春秋·去私》）
就孟胜的故事来看，事情真是壮烈，确确实实是实践了墨子的主张：“君有难则死”，而表现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但这样的殉死不正是奴隶道德吗？而且所死的阳城君是为攻杀一国的大臣而犯了国法的人，墨者之群为什么只以私谊死而忘记了“上同”的大义呢？更值得讨论的是吴起的被攻杀。吴起在当时是革命的政治家，他辅相楚悼王“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因而遭了“贵戚”的众怒，而被“宗室大臣”射死了。可见射死吴起的“宗室大臣”或“贵戚”都是一些反革命派，阳城君也正是这反革命派的一人。孟胜是阳城君的先生，而吴起是出于儒家，《吕氏·当染篇》称其“学于曾子”，《史记·儒林传》称其“学于子夏”。那么孟胜所教于阳城君的不也就可以想见了吗？而且在这一段故事里面不也就可以反映出墨子思想的本质了吗？
再就腹的故事来看，也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但在国法之外还有墨者的私法，这和墨子“尚同”之义似乎也相违背。而且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暗影。秦惠王称腹为“先生”，可知这位钜子也是被师事的一个人，颇受尊礼。但秦惠王也是以同一的反动势力而车裂了商鞅的角色，而这位“墨者钜子”又是他的“先生”，真是未免太凑巧了！
墨家有“钜子”，大概等于后世宗教的教祖，《庄子·天下篇》里说“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可知巨子或钜子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本来墨子的学说素以“王公大人”为其对象，故在墨子生前，他的势力已就不小。他可以派他的弟子出到各国去做官，而且有时还可以派人去请求罢免他的职位。齐、楚、宋、越、卫、鲁，都有他安置的人，他的教团的维持费也就是靠着这些弟子们的捐献。他的派头似乎比孔子还要来得大。更看他死后的这两位钜子，一位做楚国阳城君的老师，一位做秦惠王的先生，他们的上层工作，可见得是做得并不弱。就这样，历代的教祖们都和“王公大人”接近，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不是就愈见隔离了吗！
在这儿还有更进一步的见解，便是墨家有拥护嬴秦的嫌疑。近人方授楚著《墨学源流》一书，论到墨学之亡，有着这样的一项。他的说解我觉得颇为透辟，今摘录之如次：
秦灭六国，本与墨家非攻之义不相容也，然秦于尚贤尚同之义则有相近者。且秦自孝公以后甚排斥邹鲁之儒术，《商君书》以《礼》、《乐》、《诗》、《书》诸事为六虱，荀卿之答应侯范睢既誉秦风俗之善，而终曰：“其殆无儒耶？”（《强国篇》）李斯虽为荀卿弟子，秉政则焚《诗》、《书》，可见其与儒家之不相容矣。当昭王时秦尚无儒，而在惠王时则墨者钜子腹已居秦而与惠王接近，又有唐姑果在王左右，是秦已有墨也。其后关系如何，无从考证，然实有媚秦之痕迹。如墨家之徒缠子与儒家之徒董无心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年（《论衡·福虚篇》）。本书《明鬼篇》秦讹为郑，九十作十九，则以本书为是也。……窃疑秦国已盛之后，仕秦而堕落之墨者，造之以媚秦王也。”（《墨学源流》上卷二○○七页）
方氏又云：“陈涉、吴广之起也，儒者实曾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