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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鲁诗》无序，其收入《诗经》，大率较其它为晚。假使真是采自豳地，当得是秦人统治下的诗，故诗中只称“公子”与“公堂”。这也可以算得是一些内证。
又诗的“一之日”云云，“二之日”云云，向来的注家都是在“日”字点读，讲为“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但讲来讲去总有些地方讲不通。而且既有“四月秀”，又有“四之日”，何以独无一月二月三月？而五月至十月何以又不见“五之日”至“十之日”呢？这些都是应有的疑问。一句话归总，分明是前人读错了。我的读法是“日”字连下不连上。“一之”，“二之”，“三之”，也就如现今的“一来”，“二来”，“三来”了。说穿了，很平常。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前人亦未得其解，至王国维始发其覆。
第三部分：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5）
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肃霜犹言肃爽，涤场犹言涤荡也。……九月肃霜，谓九月之气清高颢白而已。至十月则万物摇落无余矣。王著《肃霜涤场说》（全集本《观堂集林》卷一）。——作者注
“授衣”两个字，也很重要。古代对于农民应该有一定的制服，就如象现今发军服一样。到了“九月”（农历七月），是应该发寒衣的时候了。
译文（我按照农历都提前两个月）：
五月里，大火星在天上流；七月里应该发下寒衣了。一来呢，风一天一天地吹得辟里拍拉的响。二来呢，寒气一天一天的冷得牙齿战。我们自己没有衣裳，农夫们没有粗麻布，怎么过得了冬呢？三来呢，天天要拿锄头。四来呢，天天要跑路。我们要带起老婆儿女，到那向阳的田里给送点饭去，犒劳在田地里监工的管家。
五月里，大火星在天上流；七月里应该发下寒衣了。春天里天气好的时候，黄鹂鸟儿在叫，姑娘们提着深深的篮子，走上狭窄的小路，要去采嫩的桑叶了。春天的太阳走得很慢呵，采白蒿的人很多呵，姑娘们的心里有点惊惶，怕的是有公子哥儿们会把她们看上。
五月里，大火星在天上流；六月里要开芦苇花。养蚕的月份里桑树抽了条，我们要拿起斧头去砍桑条了。嫩桑树的叶子是多么的柔软呵。五月里伯劳鸟开始叫，六月里要动手织布了。染成青的布，染成黄的布，朱红色来的特别鲜，好替公子做裙子啦。
二月里燕子花开花，三月里马蜩子开始叫了。六月里要割稻子，七月里要捡笋壳了。一来呢，天天要打猎，打些狐狸来，替公子们做皮袄。二来呢，天天要集合，打猎之外还要下操，打到野猪的时候，把小猪儿自己留下来，把大猪儿送给公家吃。
三月里螽斯开始弹琴，四月里梭鸡开始纺织了。五月里蟋蟀儿在田地里叫，六月里叫进了厅堂，七月里叫进了房门，八月里叫到了床下了。赶快地填地洞呵，熏老鼠呵，塞紧当北的窗孔呵，糊好门缝呵。啊，我的老板娘，我的儿女们呵，快要过年了，我们要在房里过活啦。
四月里吃山楂和樱桃，五月里煮凫葵和豆子，六月里打枣子，八月里割稻子。稻子打来煮春酒，喝了延年益寿啦。五月里吃南瓜，六月里摘葫芦，七月里采苏麻，掐苦菜，劈杂柴，好供养我们的耕田的汉子啦。
七月里修好场子和菜园，八月里要收稻子进仓库。黄米，高粱，早种的迟种的都熟了。也有米，也有芝麻，也有大豆，也有小麦。啊，耕田的汉子们，今年的收成已经完了，该到上面去修理宫殿了。白天取茅草，晚上搓麻绳，赶快上屋顶去修理啦，回头又快要开始播种了。
二来呢，天天得去凿冷冰，凿得叮叮当当的响。三来呢，天天要把冷冰抱去藏在冷的地方。四来呢，天天还得起个早，饲好小羔羊儿，用水灌韭菜。七月里天高气爽，八月里开心见肠，农忙过了快活哉，吃喜酒，打羔羊。大家走到公堂上，用大杯子给国公献寿，祈求国公万岁，没有尽头。
以上我把周代的农事诗逐一地检查了一遍，而且翻译了一遍。
从时代来讲，《周颂》里面有几首诗最早，确是周初的东西。《小雅》里面的几篇较迟，有的当迟到东迁以后。《七月》最迟，确实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作品。农业社会发展的进度是很迟缓的，从周初到春秋中叶虽然已经有五百来年，在诗的形式上未能显示出有多么大的变化。《诗》经删订，是经过儒家整齐化了，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社会的停滞性却更鲜明地表现了在这儿。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亘历千年以上都没有多么大的变化是出于同一道理。不过在那样徐徐的进度中却可看得出有一个极大的转变，便是土田的渐见分割，而农夫的渐归私有。
在周初的诗里面可以看出有大规模的公田制，耦耕的人多至千对或十千对，同时动土，同时播种，同时收获。而收获所入，千仓万箱，堆积得如山如岭。要说是诗人的夸张吧，后代的诗人何以不能够夸张到这样的程度？事实上周代的北方诗人，夸张的性格极少，差不多都是本分的叙事抒情，因而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农事诗确实是有它们的现实的背境。着眼到这儿，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问题是可以肯定的。要有井田制才能有这样大规模的耕种，也才能有这样十分本分而又类似夸张的农事诗。
井田制，我在前有一个时期否认过它《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四篇第四章《周代彝铭中无井田制的痕迹》。——作者注。因为我不能够找出孟子所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那种情形的实证。我曾经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面说过这样的话：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疑问。其见于古代文献的最古的要算是《周礼》，然而《周礼》便是有问题的书。如象《诗经》的“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或“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韩诗外传》及《孟子》虽然作为古代有井田的证据，但那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此外如《春秋》三传和《王制》等书，都是后来的文献，而所说与《周官》亦互有出入。儒家以外如《管子》、《司马法》诸书，虽亦有类似的都鄙连里制，然其制度亦各不相同。
论理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孟子·滕文公上》）的办法，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理由可以不用缕述，最好是拿事实来证明，便是在周代彝铭中有不少的锡土田或者以土田为赔偿或抵债的纪录，我们在这里面却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
我这个判断其实是错了，孟子所说的那八家共井的所谓井田制虽然无法证实，而规整划分的公田制却是应该存在过的。周代金文里面的锡土田或以土田为贸易赔偿的纪录，其实就是证明了。例如：
锡汝马十匹，牛十。锡于×一田，锡于×一田，锡于队一田，锡于×一田。（《卯簋》）
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簋》）
×贝五十朋，锡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簋》）
（以上锡土田例。）
格伯良马乘于生，厥贮（价）卅田，则析。（《格伯簋》）
（以上以土田为货物例。）
……用即田七田，人五夫。（《鼎》）
（以上以土田为赔偿例。）
第三部分：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6）
如上五例均西周中叶时器，而均以“田”为单位，可知田必有一定的大小。这便可以认为井田制的例证。田有一定的大小固不必一定是方田，现今中国东北部还残留着以十亩为“一垧地”的习惯，或许便是古代的孑遗，但在古代农业生产还未十分发达的时候，选择平衍肥沃的土地作方格的等分是可能的事。罗马的百分田法，已由地下的发掘找到了实证了。根据安培尔（C．Humbert）、勒诺尔曼（L。Lenormant）和加尼亚（Gagnat）诸氏之研究，其情形有如下述：
罗马人于建设都邑时，须由占师（augur）先占视飞鸟之行动以察其祥。卜地既吉，乃以悬规（grume或groma）测定地之中点。……中点既定，即于此处辟一方场以建设祠庙，又由中心引出正交之纵横二路。以此为基线，辟一中央